济群法师

济群法师是国内从事佛学研究及教学、弘法的知名法师。法师1962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安县一个佛教家庭，曾在宁德支提寺、闽侯雪峰寺体验寺院生活。1979年从鼓山涌泉寺普雨老和尚正式剃度，1981年于北京广济寺受具足戒，1984年毕业于中国佛学院，随后到莆田广化寺等处参学。现任戒幢佛学研究所所长，闽南佛学院研究生导师，并受聘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厦门大学宗教研究所高级顾问、客座教授。主讲唯识、戒律、阿含等课程。 近二十年来，法师在修学之余发表了数十万字的佛学论文，并积极从事弘法事业，时常在欧洲、澳洲、港台及大陆各地高等院校、信众团体、寺院应邀演讲。著有《生命的痛苦及其解脱》、《金刚经的现代意义》、《心经的人生智慧》、《学佛者的信念》、《幸福人生的原理》等人生佛教系列丛书。

1999年出版《人生佛教丛书》三本，在社会各界影响广泛，并陆续推出《人生佛教小丛书系列》三辑，包括《人生佛教在当代的弘扬》等十五本，与社会大众广结法缘。继承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提出佛法是人生智慧、是生活智慧的理念，希望人们摆脱对佛法的误解，使佛法走入生活。近年来，更将弘法重点转向道次第、菩提心、皈依的弘扬，着重佛法基础建设，希望佛弟子们能在菩提道上稳步前进。

对少年济群来说，到了鼓山涌泉寺，他出家的心愿才真正机缘成熟。他从普雨老和尚正式剃度出家。当时的职责是在客堂当“照客”。这个差事，有点像宾馆的服务员，负责扫地、打开水、倒茶、洗茶杯，还管客房的钥匙，给客人开门。 鼓山涌泉寺是福州五大丛林之一，千百年来高僧辈出。“文革”期间，寺院被园林管理部门接收了，寺院中的和尚有的被遣送回家，有的被迫还俗，有的在批斗声中上吊自杀，有的被园林部门收编为职工，不准他们穿僧装，尼众必须重新蓄发。济群刚出家时，在涌泉寺看到的出家人几乎都是穿俗装。济群的剃度师父普雨老和尚，“文革”中被打为黑教头，守在寺院中，做邮差、挑粪、种地，每月政府发给他20元生活费，但老和尚一直坚守在鼓山，不论社会风浪多大都没有离开。1979年，在老和尚的努力下，涌泉寺率先落实了宗教政策，归还僧众管理，济群就是那时来鼓山剃度的。 　 济群出家几年后，他的父母也相继遁入空门。1980年，济群成为中国佛学院的第一批学生。

在中国佛学院学习时，因为出家前文化和佛学基础都比较薄弱，所以济群只知道如饥似渴地学习。毕业后来到莆田广化寺，在后山一个偏僻的地方继续学习。读书之余，也在佛学院讲课。广化寺的几年生活，使济群在佛学院所受的综合教育的基础上，对戒律、俱舍和唯识有了进一步的研究。1988年来到南普陀寺，在阿兰若处静修。这清静自然的环境，对他的学习、修行和弘法事业都有很大的帮助。

厦门是个沿海开放城市，与东南亚及港台有着频繁的交流往来。由此，济群在厦门大学历史系进修研究生期间也有因缘接触到很多海外的法师，并从他们的介绍中，对海外弘法事业的发展有所了解，于是萌生了弘法的念头。他首先是在南普陀寺的圆通讲堂，和湛如法师一起为信众开设了“正信佛教系列”和“人生佛教系列”的讲座。当时他们还在厦大历史系进修研究生课程，这一因缘使他们得以在厦大举办了“佛教文化研讨班”，开始了面向高校的弘法。第一期就招了80多名学生，内容有讲座、参访寺院、禅修、座谈，半个月下来，效果很不错。接着，他们又办了第二期、第三期，后来干脆在厦大成立“青年禅学社”，长期为大学生开设佛学系列讲座或专题讲座。后来，他将这一做法带到苏州西园寺，寺院弘法部专门开办了“青年学佛组”、“青年学佛进修班”，利用周末的时间为青年人开办讲座，举行共修。

其后，又应邀到各地举办佛学讲座。从此以后，济群就这样走上了弘法道路。

贪，是一种染著的心理。所谓染著，就是对自己喜爱的对象产生贪念。贪的表现形式很多，吝啬就是其中之一，贪财的人，不但舍不得将钱财与人分享，甚至舍不得自己享用。骄慢也是其中之一，自恋的人，往往特别贪执自己的长处，觉得高人一等。谄曲还是其中之一，因为贪著别人的财富地位，就去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嗔，是对自己讨厌的对象排斥抗拒，也有很多表现形式。有因厌恶产生的嗔恨，有因嫉妒产生的嗔恨，也有因得不到产生的嗔恨。痴，是愚痴，如不明事理，不知因果法则，不了解无常、苦空及解脱之道，都属于愚痴的表现。贪、嗔、痴在佛教中被称为“三毒”，即三种危害心灵健康的病毒。

佛法是了解生命真相的智慧，究竟解脱人生痛苦的方法。 佛教有接受供养的传统。佛陀时代，僧众不事生产，托钵乞食。其意义有二，一是令僧众全身心地追求解脱，利益众生；一是令众生通过供养而培植福田。至于可以从社会得到什么，这涉及发心等问题。佛弟子中，有“声闻行者”和“菩萨行者”之分，前者追求个人解脱，后者发愿带领大众共同解脱。相应的，行为规范和受持戒律也有所不同。依声闻戒，除生活必需的衣、食、住、医药外，个人生活不必拥有更多。依菩萨戒，则应广泛利益众生，这就必须多事、多业，凡对众生有利的事都尽力而为，这就需要相应的财力和物力。如果是发愿利益大众，是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弘法事业，并且不违背戒律的基本规范，那么，得到什么都是可以的。最关键的一点，是不能为了个人享乐。佛教能为社会贡献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佛教能为社会提供健康的宗教信仰。如果传统宗教得到保护，并有良好的传播环境，以此满足民众的信仰需求，并为他们阐明辨别真伪的标准，各种邪教就不再有可乘之机。其次，佛教能为社会提供正确的人生观念。在今天，很多人活得非常迷惘，自杀率居高不下，抑郁症与日俱增，究其根源，都是因为对人生的真正价值缺乏省思，这就很容易迷失方向。第三，佛教界能为社会发挥慈善的功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贫富现象日益悬殊，这也导致了种种社会不安定现象的产生。在福利制度尚未健全之前，依赖社会力量开展慈善活动，是调节贫富关系的必要途径。宗教团体具有较高可信度，应当发挥自身优势。第四，寺院能作为社会大众的精神家园。在这个浮躁喧嚣的世间，人们越来越需要一个让心灵休息、让精神升华的驿站，在这方面，寺院还有很大的潜力有待发挥。

注：以下内容引用自“济群法师”个人语录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童真入道的确是很关键的因素。也就是说，在我尚未被世俗染污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出家的生活，而佛法的思想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我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另一个角度说，童真入道又使我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接受佛法的教育，从而对我的成长和人格形成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童真入道有利有弊，弊端是有些人出家时年纪太小，对社会缺乏了解，往往缺乏免疫能力，且多半文化基础比较薄弱，不利于将来对佛法的深入研究。但这也是优势，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年龄小可以有更多时间来修学佛法；一是有利僧格的养成，一张白纸更容易接受佛法熏陶。

寺院生活是清净自在的，而非大家以为的寂寥。当然，如果还有世俗需求，便很难享受这份清福。就像很多来到寺院的人，虽然也喜欢这种清凉之境，但呆上几天后，却宁愿回到红尘中打拼。因为他们还需要到社会上做些什么来证明自己，来获取自己向往的一切。我的出家虽然比较感性，但随着修学深入，却更坚定了这一选择。尤其是因弘法而对社会有更多了解之后，越发认识到世俗生活的荒谬。相比之下，我觉得追求真理、智慧、解脱的人生才是最有意义的。

这是济群法师应《法音》编辑部之邀写一篇介绍福建丛林生活的文章。从中可以对济群法师有很多了解。

提起支提寺，许多人可能会很陌生。在过去是因为地理位置比较偏僻，交通又不方便，所以不为人所知。据说现在公路已经通车了，但因为不是重要的风景名胜，也很难引来远方的游客。所以支提寺还能保有它的清净、纯朴。 “支提寺”是人们对它的俗称，完整而规范的称呼，应该是“支提山华藏寺”。支提寺在福建东部的宁德境内，被誉为“东南第一山”，是天冠菩萨道场。据《华严经》记载：东南方有山名支提，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曰天冠，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一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中国的佛教四大名山，经典中有依据的除五台山外，便是支提山了。寺中现有明成祖仁孝皇后所赐的千尊天冠菩萨像，每尊高一尺，重二十余斤，供奉在大殿中。

我和支提山的因缘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从小生长在佛教家庭，在父母亲带领下，全家信佛，吃长素。印象中家里常有许多僧人来住宿、吃饭，母亲总是热情地招待他们，家里每天早晚都念经拜佛。14岁那年秋天，母亲和赛岐万寿寺的戒修尼师，发心到支提寺帮忙修补藏经，我也记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就跟她们去了。

我在支提寺以一个行者的身分住了三个多月。当时寺内大约有僧众三四十人，住持是妙果和尚。那时候的人真是很单纯，每天的工作就是锄地、种菜、砍柴；有时师父们带着到山里采菇、挖笋，过得很有趣。肚子饿了，就盼着快些收工。这么一来，吃饭也成了每天开心的事。当时的出家人，了生死的观念很强，个个都很讲修行。大家白天干活，早晚上殿诵经，称为做功课。既然是功课，每天都必须要完成，即使白天干活干得再累，也很少有人会落下。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是吃饭的本钱，祖师们订下的重要修行方法。如果不做功课，不但了生死无门，更是信施难消。

除了早晚功课，每个人大都有自己另外的安排。有的人拜经，比如拜《华严经》或《法华经》，一字一拜，连续拜上几年。有的人诵经，长期诵一部《金刚经》或《地藏经》等。有的人念佛或参禅，夜不倒单。他们不懂得很多道理，平常也不太讲教理，最多交流一下修行心得。寺庙没有安排集体学习，有的只是师资间的单独传授，做些警策性的开示，但大家都很自觉。

很难想象，我那时身体瘦小，却天天跟着大家干活、念经，起早摸黑真不容易。寺院做功课的时间很长，有时三点多就起床，迷迷糊糊地来到大殿，跟着大众诵经，经常诵着诵着，抱着柱子就睡着了。我在支提寺只住了三个多月，离开时是被宁德地区有关部门的同志起单的。他们到支提寺来组织僧众学习了一周，然后就把寺院中的一些青年僧人遣散了。他们说：宗教就要消亡了，你们年纪轻轻的出什么家，快回去吧！就这样我们被赶走了。

支提寺我已有十多年没去了，据说现在变化很大，公路已经开通了，不必像从前那样走几十里的山路；寺中的大量农田已包给附近的居民耕种，僧众不必像农民一样每天忙于种田，只要种些菜，砍砍柴，可以腾出大量的时间学习和修行。听说山上现在还办了一个律学班，成就十多个比丘在那里发心学习戒律，而整个丛林生活也从原始的朴素走向规范。

稍微了解一点禅宗历史的人，都知道雪峰义存这个名字。雪峰是地名，雪峰寺全称是“雪峰崇圣禅寺”，这里是义存祖师当年修行弘法的道场。今天去朝拜雪峰寺，还能见到义存祖师留下的遗物。如枯木庵，是义存祖师当年坐禅的地方。这是一棵很大的树，树心是空的，祖师当年坐在那里修定放光，才感动了当地长者舍地盖寺；天王殿门前，耸立着四棵高大的树木，其中两棵是义存祖师亲手植的；还有义存祖师的塔，塔上石头呈绽放状，像一朵朵花，据说这预示着祖师要再来人间弘法度生。 雪峰，正像这个名字一样，是一个清凉的世界。雪峰寺地处福建闽侯县，海拔很高，即使在炎热的夏天，晚上睡觉也可以盖棉被，白天则异常凉爽，真是禅修、避暑的好地方。雪峰寺是禅宗祖庭，自然以禅修出名。寺中有老禅堂一座，木质结构，冬暖夏凉。在这座禅堂里，出了很多祖师。据说当年义存祖师在世时，住众达几千人，曾经有一次坐香，一犍槌敲下去，开悟了几十人。

雪峰寺是福州五大丛林之一，地处边远的闽侯山区，所以“文革”中僧众也没有间断过。我18岁时到雪峰寺，正式开始了我的“出家”生涯。当时自以为出家了，现在看起来，其实还是行者的身份。“文革”中的雪峰寺，一直以生产队的形式出现，寺院拥有几十亩的田地和菜园。僧众也像普通的农民一样，每天在田头师的带领下，到田里干活。

那时寺中有一大班老和尚，他们都在雪峰寺住了几十年。有的老和尚从小在雪峰寺出家，到老都几乎没有离开过。他们经历了解放前艰苦的物质生活，解放后的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都不曾使他们动摇过对佛法的信心和道念。他们既是历史的见证人，又是丛林生活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和他们住在一起，比起读《百丈清规》，体会更要深刻得多。

有的老和尚熟悉丛林的各种规矩。他们年青的时候为了寻找善知识，四处参学，住过金山寺、高旻寺。和他们接触，他们会和你大谈金山香、高旻腿，你会了解到许多书本上找不到的丛林轶事。有的老和尚精通敲打唱念，翻开《禅林赞本》，能从第一条唱到最后一条。我住雪峰寺时，跟他们学会了唱很多赞。我现在的唱诵基础，就是那时打下的。有的老和尚禅修的功夫很高。在雪峰寺的周围，有很多茅蓬，那里住的都是修行人。他们觉得丛林的集体生活不利于他们专修，于是就在寺外找一座或临时盖一座简陋的茅蓬，常住给他们提供生活保障，让他们在那里专修。有的人日中一食，夜不倒单。枯木庵住有一位叫瑞兴的老和尚，专门诵《法华经》、拜《法华经》，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冬天也不穿鞋，吃的很简单。我也不清楚他老人家在这里修行多少年了。印象中，我刚到雪峰寺出家时，他就这么做了。今年暑假期间我到雪峰寺去拜访他老人家时，发现他体力虽然不如从前，但修行的态度却依然没有改变。

我在雪峰寺的工作是跟随僧众干农活。记得在雪峰寺后山砍柴，因为山很陡，我当时的个头又小，砍了柴没法挑，只得从山上滚下来，挺好玩的。雪峰寺门前的放生池，“文革”时期被填起来当水稻田，淤泥很厚，在田里干活的时候，整个人都有被淹没的感觉。雪峰寺保有中国传统丛林的遗风，农禅并重，僧众除了干农活，早晚二时课诵从不间断。

寺院成就一些禅修者专心坐禅修行，禅堂每天都有人在打坐。其他僧人没事时，也喜欢到禅堂坐一坐。寺院到了冬天，安排禅七，组织大众共修。打禅七的时候，供斋的人特别多，好吃的东西源源不断，令人大饱口福。如果坐禅时没有得到禅悦的人，此时就能满足一下食欲，也算是种补偿。到了夏天，寺院有时会请法师来讲经，记得当时有位江西的海灯法师给大家讲《心经》，一口江西土话，边讲边笑，每次我们都只能听到他老人家的欢声笑语，总觉得他讲得很好，但就是不知道他说些什么。

大多数僧人都有自己的修行法门，以念佛、参禅或禅净双修者居多。我在雪峰寺时亲近过一位老参师父，是参禅的，推崇《六祖坛经》、《传心法要》、《临济义玄禅师语录》。他老人家叫我看这几本书，时常给我开示一些修禅之道。他自己的修行则不拘形式，重视行住坐卧中对念头的观照，现在看来他修的是祖师禅。我对禅的爱好，就是从那时培养起来的。

鼓山涌泉寺是福州五大丛林之一。开山祖师是雪峰寺来的神晏禅师，千百年来高僧辈出，近代高僧虚云老和尚住持过鼓山，并对寺院的道风作了整顿。 鼓山涌泉寺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厚，有喝水岩等十八景。历代文人士大夫参观游玩时留下不少墨迹，都刻在石头上。在喝水岩一带，有三百多块摩崖题刻，著名的有朱熹、蔡襄、赵汝愚、郭沫若等人的题字。寺内收藏有多种版本大藏经以及单行本的经论，还有刻印经书的经版上万块，尤其是保存了清代为霖道霈禅师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疏论纂要》的版本。民国年间，弘一大师特别发心刷印了几十部，分赠国内外的各个藏经楼、图书馆保存。鼓山涌泉寺在“文革”中被园林部门占据，1979年在住持普雨老和尚的努力下，率先落实了宗教政策，归还僧众管理，我就是那时来鼓山的。普雨法师是北京人，毕业于北平艺术专业学院。出家后在青岛湛山寺亲近过倓虚法师。解放前南下，到圆明讲堂拜见圆瑛法师，由圆老写信给当时住持盛慧老和尚，推荐住涌泉寺。他先后在涌泉寺担任过佛学院的教务长、监院、住持。

老和尚自从住持涌泉寺以来，就坚守在鼓山，不论社会风浪多大都没有离开过。“文革”中，寺院被福州市园林管理部门接收了，寺院中的和尚有的被遣送回家，有的被迫还俗，有的在批斗声中上吊自杀，有的被园林部门收编为职工，不准他们穿僧装，尼众必须重新蓄发。我刚出家时，看到的出家人几乎都是穿俗装，包括像妙湛老和尚、北京的正果老法师、巨赞老法师等人。

普雨老和尚“文革”中被打为黑教头，守在寺院中，做邮差、挑粪、种地，每月政府发给他20元人民币作生活费。“四人帮”垮台后，政府开始落实宗教政策，老和尚就着手涌泉寺的恢复工作。通过多年的努力，到了1979年，涌泉寺才正式归佛教界管理。由于老和尚的道德学问以及爱国爱教的精神，先后被推选为福建省佛教协会会长、福州市佛教协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

老和尚对福建佛教贡献是很大的。他协助政府落实宗教政策，使得许多被园林、文物等部门侵占的寺院归还僧众管理，维护了佛教界的权益；参与成立省、市佛教协会，推动福建佛教事业的发展；开坛传戒，绍隆僧种；创办福建佛学院，培养佛教人才；接待海外侨僧、国际友人，出国访问，增进各国佛教徒之间的友谊，加强国际友好往来；创办涌泉寺书画社，团结福建书画界人士，增进他们对佛教的了解。老和尚的种种努力，为福建佛教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是在涌泉寺从普雨老和尚正式剃度出家的。住涌泉寺期间，我在客堂当照客。这个差事，有点像宾馆的服务员，负责扫地、打开水、倒茶、洗茶杯，还管客房的钥匙，负责给客人开门。涌泉寺旁驻扎着军队，经常放映免费的电影。有个晚上我随着大人们去看电影，把客堂钥匙带在身边。那天电影一直放到十点多才结束，当我回到寺庙时，知客师告诉我，晚上8点多来了一帮客人，找不到钥匙，无法安单。我知道这下大事不好，第二天老和尚知道了这件事，果然让我写了五张检讨书才过关。

涌泉寺是著名的风景名胜区，每天都要接待成千上万的游客。僧众平常的主要工作是看护各个殿堂，给游客们提供方便。寺中设有小卖部、饮食部、佛经流通处，这些工作都由僧众自己担任。有时汽车到福州运货回来，客堂会敲钟，大家听到钟声都要去出坡。全寺上下倾巢出动，如蚂蚁搬家式的，或背或挑或扛，在很短的时间内，一汽车满满的货物就搬光了。

寺院到了大年三十会安排一次普茶。这是一种既庄严又轻松的宗教生活。普茶一般都安排在晚上7点开始，大众听到钟声，穿衣搭袍，三三两两地来到斋堂，恭候方丈的大驾。斋堂的监斋菩萨前，点着两根大红蜡烛，斋堂的条桌上，摆满了水果、花生、瓜子、糖果等，每人面前还放着一个茶杯。方丈在侍者的陪同下来到斋堂后，维那起腔，唱炉香赞，方丈拈香、礼佛、升座，开始给大家开示。这时巡堂拿着茶壶，依次给大众倒茶。在柔和的烛光下，在袅袅的香烟里，在方丈和蔼的话音中，大家静静地品着茶。

禅宗重视生活中的修行，有人问赵州禅师：“如何修禅？”禅师说：“喝茶去！”普茶，是禅与茶的结合，用平常心静静地品味茶的清香，清清明明，不取不舍，无爱无嗔。禅宗的普茶流传到日本，形成了日本的茶道。记得八十年代普雨老和尚在世时，日本某宗派的住持，还专门在大年三十率领一班僧众到涌泉寺观摩普茶。

寺院也非常重视僧众的学习。普雨老和尚本人对佛学、艺术都有很高的修养，他早就意识到提高僧众佛学文化水平的重要性，在八十年代初就创办了佛学培训班，招收本省的年轻僧伽到鼓山参加学习，既为寺院充实了新生力量，又能达到提高僧人佛学水平的目的。我在中国佛学院上学时，有年暑假回鼓山，培训班还请我去为班上的同学讲座。那是我第一次正式登台演讲，因为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没怎么紧张就完成了任务。

鼓山涌泉寺继普雨老和尚之后担任住持的是妙湛老法师，妙老圆寂后现在是普法法师。暑假期间我又去鼓山故地重游了一番，并得到普法法师的热情招待。普法法师很能干，把整个寺院的殿堂修缮一新，与园林管理部门、政府部门的关系也处理得较妥当，为寺院未来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普法法师和我谈了发展佛教事业的一些设想，我衷心祝愿他的规划早日实现。

说起广化寺，在佛教界大概是无人不知的。这么一个过去默默无闻的地方，怎么会在短时间内成为全国闻名的道场呢？这要归功于圆拙老法师。圆老早年亲近过弘一律师，持律严谨，生活朴素，并发心致力于建设一个如法的修行道场，成就僧众修行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开始落实宗教政策，广化寺在印尼的常住子孙想发心修复祖庭，建设广化寺。德高望重的圆老正好是这个寺庙的子孙，这个任务很自然地落到他的身上。经过三五年的努力，一座传统、庄严而朴素的道场终于修建完成。寺院修建完成了，很多人可能会争取对外开放，并发展旅游，吸引游客，圆老的想法却恰恰相反。他希望道场能够如法而清净，成就僧众学习修行，避免外人打扰。

很多道场，尤其是风景名胜的地方，一般都要卖门票，广化寺却不卖门票；许多寺院都有旅游服务设施，为游客提供方便，增加寺院的经济收入，广化寺却没有任何旅游服务设施。加上广化寺地处莆田这么偏僻的地方，自然很少有人会特意去参观，从而保持了寺院的清净。在生活条件上，寺院则尽量让僧众过着简朴的生活。

比如在饮食方面，吃饱当然是没问题，不过菜就比较简单了，通常以咸菜、剩菜居多。苦瓜成熟的季节，可能一个月都吃苦瓜。我当时胃不太好，经常吃完饭，在走回小南山的路上就边走边吐，到房间时往往所剩无几了。穿的衣服是墨染衣，我们的圆老就是穿这种衣服的模范人物。诸位可能搞不清楚何为墨染衣？墨染衣，是将白布用墨汁染后做成的衣服，本人也参与制作过一件。穿着这种衣服，哪怕在煤球上滚三天也看不出衣服脏了。常住每月发给僧人很少的单资，印象中是5元还是10元。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特别有道心的僧人才能住得下；要享受、讲经济的人绝不会跑到那里去的。

“文革”之后，佛经几乎不太容易见到。老法师率先在广化寺开办了佛经流通处，大量印刷经论及佛学基础读物，并发往全国各地，很多人因此才有机会读到佛书。他又在广化寺开设佛学院的预科班，培育佛学人才。常住僧众平常到田地里干活，对想修行的人，寺院设有念佛堂，成就僧众念佛修行。寺院终日佛号音声不断，洋溢着浓厚的修行氛围。

圆老自己觉得最得意的一件事，是成就了五位青年法师学律。这五个人是性光法师、界诠法师、毅然法师、演莲法师和我。从1982年开始，一直到1987年，前后大概经历了五、六年的时间。我们几个人先是住在藏经楼上，起初连南山三大部的书都没有，就从别处借来抄写。一部书抄下来大约要花上一年的时间，然后才开始研究。大体上是靠自学，每天读五页，细嚼慢咽，花了数年时间，才把三大部读下来。我1985年才到广化寺，那时候三大部已经有好几套，根本不用抄了。我在学习戒律的时候，相对学得比较粗，更为惭愧的是，没有认真去实践，只能说是懂得一些戒律的皮毛知识而已。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将来我们几个人中，界诠法师对律学的贡献和成就大概会是最大的。

圆老对我们很慈悲、很关照，觉得我们住在藏经楼不方便，特地在寺院右边的山上，修建了一座地藏殿，又称小南山。地藏殿不是单独的殿堂，附带着12个房间，以及相应的卫生设备，四周还有围墙，避免外人闯入，干扰法师们的清修。小南山的环境非常好，种了很多树木花草。当时，住在小南山的法师，有界诠法师、性光法师和我。这么大的地方，只住了三个人，有一种很宽松的感觉。1985年我自学了一年戒律兼看《俱舍》，1986年福建佛学院教师、管理人才告缺，我们几个人就被请出来了。界诠法师、性光法师和我帮忙讲课；毅然法师负责管学生。我们经常吃完饭就从溪声阁、观音殿，沿着广化寺后面的山路，散步到小南山。观音殿的旁边有一棵大橄榄树，生橄榄的季节，树上果实累累。有时我们就带着学生到后边捡石头扔橄榄吃，有时带着学生到后山玩，让他们置身于大自然中，学会放松。

八十年代末期，朴老到广化寺，以“一入山门长道心”的诗句赞叹广化寺。的确，任何人只要进入广化寺，就会感受到庄严、清净的氛围。尤其是参加了二时课诵、过堂吃饭，感受更为深刻。这要归功于一位出色的僧值师－－定妙法师，每次过堂吃饭的时候，他老人家几乎都要表堂，指出当天发生的不如法现象，像部队训练军人一样，对僧人的威仪进行严格的规范，以达到如理如法的标准。上殿也一样，念佛堂、佛学院的学生都是排队出来，整整齐齐地鱼贯而入，任何人有不合威仪的地方，僧值师都会帮你纠正。

我在广化寺住了4年，这是我生命中重要的4年，学习戒律、研究俱舍，同时也在福建佛学院担任唯识课程的教学。当时毅然法师当方丈，界诠法师当教务长。我在广化寺的生活，只管上课，不必干其它杂务。当时的我有一种原始的单纯，思想很简单，每天的生活就是学习、上课、吃饭、散步、禅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中国佛学院邀请我去讲课，这才离开了广化寺。

广化寺原来是子孙道场，在圆拙老法师手上改为十方丛林，礼请毅然法师为住持，奠定了广化寺道风的基础。继毅然法师之后为学诚法师。学诚法师24岁就开始担任广化寺的方丈，到目前已经连续干了好几任，广化寺依然清净庄严。一种风气的开创、形成固然不易，而能长期保持也是一件艰难的事，学诚法师可谓年轻有为。

普陀，是一个和观音菩萨有关系的名称。四大名山中有普陀山，又称北普陀，是观音菩萨的道场。南普陀寺的地理环境与北普陀很像，都在海岛上，可能是因为在北普陀以南，所以叫南普陀寺。 南普陀寺的崛起，是因为闽南佛学院的创办。南普陀寺原是子孙道场，在转逢和尚任住持期间改为十方丛林。会泉和尚住持时期创办了闽南佛学院，礼请近代著名佛教领袖太虚大师来主持，一时海内外佛教精英都云集于此。弘一律师晚年长住闽南，有许多时间都住在南普陀寺。我现在住的阿兰若处，便是当年弘公静修的场所。弘一律师在闽院担任过课程，还为闽院增设了养正院，亲自设置课程，并为学员上课。

厦门是个开放、自由、舒适的城市，是过日子的好地方。南普陀寺处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会受其影响。已故的妙湛老法师很有开放的胸怀，不但恢复了闽南佛学院，还支持全国各地办学。他帮助恢复了岭东佛学院、武昌佛学院，协助创办了黑龙江依兰尼众佛学院、广东陆丰佛学院，并支持中国佛学院、福建佛学院办学。老法师不但重视培育人才，也愿意为中青年法师创造各种条件，发挥他们的所长。像我这样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人，想在寺院干些事，通常是很难的，而在南普陀，妙老既能包容我的无政府主义，又能给我提供各种方便，让我干自己喜欢的事。妙老对我是这样，对其他有一定专长的法师也是这样。

在这样的环境中，南普陀的佛教事业百花齐放，在全国的佛教寺院中成了功能发挥最大的一座寺院。南普陀寺设有禅堂、念佛堂，想修行的僧人来到这里，可到禅堂、念佛堂安单；南普陀寺有能容纳四、五百人的弘法讲堂，长期为厦门的善男信女及中青年知识分子、厦大学生开设不同层次的佛学讲座；有慈善事业基金会，从1992年创办以来，目前已发展了数万名会员，启发社会各界人士的爱心，寻声救苦，给失学儿童、疾病患者、受灾群众和贫困户，送去温暖和关怀。妙老有禅者的风范，性格直爽，生活朴素，待人和蔼，平易近人。早晚学生扫地，周末劳动，老法师无不亲自参与。干活的时候，挖土、扛石头，老法师的劲头更令年青学生敬佩。有时老法师会拿着一根木棍，发现哪个学生偷懒、不守规矩，就给他一个当头棒喝，打得学生 鸡飞狗跳的。老法师八十多岁的高龄，天天都和大众在一起生活，一起上殿、过堂。早晨打板之后，在钟鼓声中，往往伴随着老法师的叫声：“快起床了！”这叫声比板声更管用。有时老法师会亲自到学生宿舍，突击检查，或挨门叫唤。

方丈住持丛林，有教化大众的职责。妙老以斋堂为课堂，天天吃饭时都要表堂。表堂的内容很少引经据典，或纯理论的说教，而是就每天的生活，以身边发生过的事例，教导大众在行住坐卧的四威仪中如何健康地生活，如何如法地修行。老法师有一句名言：“打不走，骂不跑，就是好宝贝。”所以，有些人犯了错误，尽管害怕老法师的棒喝，却不必担心会被赶走。

老法师早年在青岛湛山寺倓虚法师门下学过天台，又在扬州高旻寺亲近过来果老和尚。解放初来到厦门，一直住南普陀寺，坚守在寺院中。政府落实宗教政策，妙老马上就担负起南普陀寺的恢复工作，接受十方僧众挂单，同时也着手佛教人才的培养。先复办养正院，1984年正式恢复闽南佛学院，有男、女二部，男众部设在南普陀寺，女众部设在万石莲寺，学院分设养正院、预科班的两个层次，各招三五十名学员，学员来自全国各地。随后预科班升为4年的本科班，养正院改为预科班，学院从原来的4个班级发展到6个班级，人数也从原来的10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1999年在圣辉院长住持下又增设研究生班，聘请国内高等院校的著名学者、法师担任导师，正式招收了7名研究生。

我是1988年冬天到厦门的。当时刚离开广化寺准备北上，路过厦门到南普陀寺挂单。在寺中碰到在中国佛学院教过我的方兴老师，他希望我能够留下。对厦门并没有太多印象的我，也不知是什么因缘就答应留下了。当然，我那时只想暂时住一住，根本没有做长期的打算，没想到一住就是十年了。

在厦门，我的主要工作是教学。刚来时讲过戒律，后来一直都讲唯识，几乎把唯识宗的一些重要经论都讲了一遍，为我唯识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厦门很容易接触到海外的法师、学者，从听他们的演讲到和他们的交谈，对我日后走向弘法道路有启蒙的作用。

记得1989年的年底，台湾的游居士到南普陀寺，学院请他在普照楼为学生及常住大众开七天讲座，演讲《大智度论》中关于六度的内容。据说他是佛学博士，当时我还不清楚博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见他五、六天讲下来，果然不同凡响。当时我和湛如法师住在一起，我们都很好奇。讲座完的那天，正好是除夕之夜，我们设计把他请到山上，请教他博士是怎么搞到的。一直谈到新年钟声敲响，似乎也没有问出什么结果。现在湛如法师都读完博士后了，我虽然没去读，但也知道了博士的含义。回头再想一想那时的举动，觉得真是有趣！

1989年春节，台湾圆光佛学院的教务长惠空法师，带着高度的弘法热情来到南普陀寺。当时我们对台湾佛教的情况简直一无所知，有的只是神秘感和好奇心。客堂安排惠空法师住在方丈室，当时我也正好住在方丈楼，这样就有机会经常见面。惠空法师很健谈，不断向我们介绍台湾佛教界发生的一些情况。有时到我住的房间，一直讲到三更半夜。有几次我都是边听边睡，他讲着讲着我就睡着了，醒来又担心不礼貌，赶快支吾两下，法师还以为我在认真听着，结果又继续讲下去。

1991年，我和湛如法师分别在厦门的妙清寺讲《药师经》和《维摩经》，迈出了我们在厦门弘法的第一步。1992年我和湛如法师在南普陀寺的圆通讲堂，开设“正信佛教系列”和“人生佛教系列”的讲座。当时，我们两人都在厦门大学历史系进修研究生的课程，并与历史系的领导和一些主要老师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992年的年底，我们商量，打算和厦门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佛教文化研讨班”。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历史系领导的支持，于是，“佛教文化研讨班”在紧锣密鼓中开始招生了。

通过什么方式把学子们吸引到南普陀寺听佛学讲座呢？我们请了厦大美术系的老师帮忙设计广告。广告的内容，我们很费了一番心思，希望写得精彩些。记得其中两句大标题是：“探讨人生真谛，叩开佛法大门”。广告的版面特别大，又是放在厦门大学最热闹的地方，所以第一期就招了80多名学生，研讨班为期两周，安排了八、九次活动，内容有讲座、参访寺院、禅修、座谈，半个月下来，效果很不错。接着，我们又开始办第二期、第三期，后来干脆在厦大成立青年禅学社，长期为厦大的学生开设佛学系列讲座或专题讲座。

能在厦门安心地从事教学和弘法，要感谢妙老对我的成就。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不喜欢管人管事，更害怕介入复杂的行政事务中。同时也不愿意被别人管，我讨厌无谓的应酬，没有办法去干自己不喜欢的事，也不会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勉强干些不愿意干的事，更不可能为五斗米折腰。老法师知道我存在这许多严重的问题，于是就同意我住在后山的阿兰若处。平常没有外出弘法时，每周除担任二至四节课，其它时间都是我自己的。我可以随着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喜欢干的事，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过着自由自在的日子。

湛如法师和我一起同住在阿兰若，平常我们各读各的书。他讲授中国佛教史，每天备课、写讲义，总是干到三更半夜，而我通常在九点后就不太看书了。这注定了他要成为博士后，而我依然还是一个山野之人。我平时读书累了，就会去山上走走，或者到海边漫步，或独自沉思，或带上几个学生，或偕同一些朋友，在一种很放松的状态下，自由地思考和讨论一些人生的问题。

南普陀寺自妙老圆寂后，继承妙老事业的是圣辉法师。在圣辉法师的领导下，南普陀寺的佛教事业，又上一个新的台阶。圣辉法师从1997年升座以来，对常住、佛学院、慈善事业基金会，进行了全面整顿，消除不良现象，制订各种制度，使寺院的管理走向规范化。而妙老开创的佛教事业，在圣辉法师的手上，也得到了发扬光大。

现代人，往往将“高僧”和“名僧”混为一谈。这个问题古已有之。早在南北朝时期，慧皎所著《高僧传》中，即对“高而不名”和“名而不高”作了区分。所以，我们不能仅凭名声来作出判断，就像社会上的很多名人，其道德素养未必能作为大众楷模。当然，也有很多既高又名，名至实归的大德。

我所理解的高僧，是依戒定慧三无漏学修行有成者。首先是持戒，具足清净无染的言行；其次是得定，拥有祥和寂静的心态；第三是具慧，拥有透视人生、超越生死的智慧。除了这些内在学养，还要有济世的悲心，平等关爱社会大众。所以说，是否高僧，主要取决于自身的生命品质，而非外在的身份、地位、名声。在近现代，我所仰慕的高僧有许多，如太虚大师的博怀、弘一律师的严谨作风、虚云老和尚的苦修精神，都是我深深景仰的。

作为一个出家人，主业就是内修和外弘。内修，即通过修行完成生命自身的觉醒和解脱；外弘，即帮助大众达到同样的目标。换言之，就是自觉觉他。如何才能抵达这一高尚的人生目标？首先要听闻佛法获得正确的人生观念，其次是以佛法观念重新认识人生，然后通过戒定慧的修行消除生命的迷惑与烦恼，从而完成生命的觉醒和解脱。作为出家人，我们不仅要关心自己，还要看到芸芸众生也深陷于迷惑和烦恼中。所以，要在自己自觉的基础上，发起帮助一切众生的愿望，并将之作为尽未来际的使命。

作为寺院的方丈、高僧，首先是一个出家人，自然也离不开内修和外弘两大任务。当然，应该比普通僧众做得更出色，因为他们还肩负着领众修行的责任。至于在社会上，则应担当精神导师的角色，起到化导社会、净化人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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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路漫漫》

《菩提心与道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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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贤行愿品的观修原理》

《皈依修学手册》

《认识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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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痛苦及其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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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回归》《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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