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成法师

范成法师俗家姓李，江苏省如皋县人，清光绪十年（1884年）出生。七岁之年于如皋崇善庵，依悉融和尚剃度出家，在师父教导下，读书认字，礼佛诵经，如是十余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范成二十二岁，受具戒于镇江焦山定慧寺。圆戒后回到如皋掘港西方寺常住，因为西方寺的住持，也是他的剃度师悉融和尚。

宣统二年（1910年），江苏省僧教育会成立“江苏僧师范学堂”，由月霞法师出任学堂监督。悉融和尚以范成是可造之材，命他赴南京入学受教。范成在校时，与仁山、智光、开悟、惠敏等同学，这些人後来都是弘化一方的佛门法将。未几月霞去职，由谛闲法师继任学堂监督。

宣统三年（1911年）中秋节前后，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继而革命军光复南京，僧师范学堂受战事影响而停办，范成离校仍回如皋掘港西方寺。翌年（1912年）革命成功，民国肇建，范成奉师命出任西方寺住持。范成以为∶“佛法的宗要，是切实解除众生现下之苦，而不只是赶经拜忏为死人服务。”基於此一理念，他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并注重到佛教文物的保护和佛教文化的传播。

民国十一年（1922年），他把西方寺产四十一多亩荒地开垦耕植，使寺内常住道粮无匮。他并出外行脚募化，在掘港修筑“掘虹路”十余里，并新建“通利桥”一座，以改善掘港对外的交通。另在西方寺内兴建纳骨塔一座，收纳荒冢无主的骸骨。

民国十八年（1929年），他变卖了一部分寺田，创建了一所“皋东私立僧伽图书馆”，藏有佛教法宝经典，儒家经、史、子、集，地方志乘及各种图书十余万册，及各种杂志报纸，设专人管理，开放给社会使用；此外，他长期搜集佛教文物，如经书、佛像、碑帖、法器等，打算另行创设一座佛教文物馆。他的师父不赞成他这种做法，出面劝阻。二人以理念不同，师弟间发生龃龉。

同时，掘港地方上一些保守的乡绅者流，对范成以出家人而干预社会事物，也对之表示不满，范成以此而离开掘港，到了上海。

民国十九年（1930年），陕西大旱，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佛教大护法 朱子桥（庆澜）居士到陕西放赈。他在西安城内的卧龙寺及开元寺，无意中发现这两处寺院中保存有宋版藏经，仔细鉴定，竟然是世所称道的《碛砂藏》。

《碛砂藏》是宋代平江府碛砂延圣院比丘尼弘愿断臂募化所刻的，它的全名是《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大藏经》。此藏始雕版於南宋理宗年间，中途曾因延圣院火灾及南宋灭亡等原因，中断约三十年，到元英宗至治年间始续刻完成，前后历时约九十年。这部藏经收经一千五百三十三部，六千三百六十二卷，分五百九十一函，千字文编号从“天”至“烦”。

该藏是经摺装本，每版三十行，每行十七字，折摺成册。在宋版书中，是最为珍贵的藏经。当时国内外发现於著录者，仅为部分残文，而宋氏在西安发现者竟为全藏，这不仅是佛教的无价之宝，也是中国文化史上重大的发现。朱氏回到上海，邀集佛门缁素名流如叶恭绰、狄楚青、蒋维乔、丁福保、李经纬、李圆净及范成法师等人开会集议。

众人咸以为宋版《碛砂藏》，是古版藏经中最完善的版本，已流传六百馀年，不仅为佛教之瑰宝，且亦为中国文化遗产，一致认为有影印流通的价值。与会者组织了“影印宋碛砂藏经会”，设办事处於上海公共租界威卫路180号，综理印经事务。在开会时，范师法师被推为常务委员。

影印藏经会组成，须有专人赴西安，检查经书是否齐全，有无欠缺，并安排照像制版等事宜。这种工作不但要有充裕时间，不辞劳苦，且要精於版本的鉴别。众人讨论良久，认为只有范成法师具备这种条件，众人一致劝请，最後这件工作由范成法师一肩承担下来。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范成带领著照相技师、冲印技师及工作助理人员等二十余人，经南京、徐州、洛阳到达西安。经与地方上有关人士协商，将开元寺和卧龙寺两处的藏经，运到陕西省立图书馆中，辟室保管，并由双方人员组成小组，共同开箧清点。在范成致太虚法师的书信中，叙述了清理经书的经过情形∶

“．．．弟尔来在陕西省立图书馆清理宋版藏经，见有三种刻本，一在宋皇佑三年，刻字大而笔画粗；又有一种字较小者，刻亦不精；惟宋景定五年刻於杭州者，写刻俱善。此馆中有景定刻本两部，计一万一千零五十六册，印刷期一在宋时，一在明朝，检查册数，甫告成，部类尚未分析，究属有无缺乏，莫可知也。昨阅《关中石记》，始知陕地自随唐以来，有古德若干碑铭，《高僧传》未登载。弟与康寄遥居士商酌，此种材料，果然重要，可另编辑翻印，藉此勉励未来学人。．．．”

在陕西省立图书馆检查的结果，宋代刻印者以开元寺的两千八百八十九卷与卧龙寺的四千五百四十八卷，两相比较，除雷同者外，共得五千二百二十六卷，尚欠缺五百七十六卷。後来，查得北平（今北京）松坡图书馆的《宋藏目录》，有一部分可补西安所有《宋藏》之不足。是年（民国二十年，1931年）7月，太虚法师应华北佛教居士林璁期佛学讲习会之请，到北京讲《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范成又致书太虚法师云∶

“．．．因法师处之相近，故请移玉至该馆（北平松坡图书馆）调查真象，摄一影本寄下，如能字迹相同，可补缺陕之《宋藏》不足，即有五千六百二十九，仅缺一百七十三卷，系《大般若经》与《大毗娑婆论》等。由此观之，影印《宋藏》蓝本，可不成问题。范成顶礼”

西安、北平两处的藏经合起来，仍缺一百数十卷，如果就现有者影印，仍属美中不足。范成与上海的影印藏经会联络，会中诸理事及朱子桥，仍委请范成到秦晋各地的古刹中，去查访藏经旧本。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范成不辞劳苦，徒步行脚，在陕西、山西各地的古刹中查访。

后来他行脚到山西平胜府赵城县，在赵城县的广胜寺中，发现有古代藏经千馀卷，内中多属唐宋佚经佚目，依千字文编项，其中有宋景佑二年（1035年）的跋文，捐资刻印的信士，多为晋南蒲州人。经考证其刻版之始，当在五代末年，而刻竣印经，可能在金代。

此经系手卷式，每版一面二十三行，每行十四字，字体极古朴。此种版本藏经，向未见于国内之公私记载，在佛学版本史上，可谓之空前的收获。

这在当时是一件轰动国内佛教界的大事，北平专门研究唯识学的“三时学会”，会长 韩清净居士，委请徐森玉、周叔迦二居士赶到了广胜寺，选出唯识法相典籍十五种七十三部，借去校勘影印，命名曰《宋藏遗珍》。范成法师则选出了《碛砂藏》中所欠缺者，借去照相制版。其余尚有少许欠缺部分，不得已则以明版藏经补足。

范成在西安工作了一年多，已拍摄制成了玻璃版四十箱，未拍完的尚在拍制中。是时适长春般若寺的　虚法师，应朱子桥居士之召在西安讲经。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9月讲经圆满，要回上海去。范成找到　虚法师说∶“所制《碛砂藏》玻璃版，已照妥四十箱，若用汽车运至潼关，途中恐怕震碎，损失非浅（那时陇海铁路的火车，由江苏海州仅通到陕西潼关，潼关至西安一段尚未通车），最完善的办法，莫如用木船运过渭水河，至潼关上火车。这次你走，要顺便做点功德，护送藏经版到潼关，然后坐火车到上海。但渭水河四周，有很多土匪，时常发生抢劫，不知你怕否？”　虚法师说∶“出家人能把生死看破，还怕什么土匪？”　虚法师承担下了运送玻璃版的责任。范成不幸言中，　虚法师乘的木船，果然在临潼的渭水河中遇到了土匪。亏得　虚应付得宜，抢匪只抢了船上普通乘客的银洋和烟土，经版则微受损失。

影印玻璃版终於运到了上海，以后又运到二十箱，由佛学书局总编辑范古农居士负责影印，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影印的五百部《碛砂藏》问世。这是集众人之力完成的功德，而其中出力最大的，当然是范成法师。他为这件事，在陕西、山西两地忙碌了三年馀，而后回到上海。

影印《碛砂藏》的工作完成后，范成仍在上海，驻锡觉园的“上海佛教净业社”，协助护法大居士叶恭绰，在觉园内兴建“法宝馆”，收藏佛教文物，分门别类整理，并轮流展出，供社会人士参观。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日寇侵华战争开始，继而“八一三”沪战爆发，上海南市一带，十数万难民无家可归。范成法师参加了中国佛教会的战地救灾组织，奔走于上海名流居士、巨商富户之间，要大家发仁慈之心，布施财物，救济难民。由于他道德人格的感化，众人共举他负责难民救济事项。他在南市关帝庙设办事处，主持救灾事宜。他破衲草屐，奔走于灾区，席不暇暖。沪战结束后，大部分难民返回家乡，但仍有近万名难民无家可归，赖救济以活。抗战时期，日寇占领下的上海滩，粮食缺乏，市面上有钱也买不到米。但日寇机关知道他买米是救济难民用的，特允许他购买廉价米。他每日一大早起床，到各地粥场巡视，亲自监督放粥，难民得以苟活，范成老和尚就成了他们心中的活菩萨。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9月，日寇侵华战争失败，无条件投降，中国八年抗战获得胜利。未几又发生国共内战，民国三十六、七年（1947、1948年），苏北通如一带的战地，横尸遍野。范成老和尚此时年逾六十，他睹之于心不忍，发起组织埋葬队，亲率埋葬队到战地去掩埋死尸，经埋葬队掩埋的死尸，前后数以万计。

1949年，护法居士荣君，请老和尚到苏州住持结草庵兼主报恩寺。苏州为历史文化古城，有寺院庵堂两百余所，佛门缁素四众，对老和尚的热心救济的善行早有所知，他到苏州后，众人都对他赞叹恭敬。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年，苏州市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由於范成老和尚长於文物鉴别，特聘他为管理委员会委员。1952年，他在苏州参与组织佛教协会，当选筹备会主任委员。1953年，北京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他到北京出席会议，当选为理事。此外，并担任一些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之类的公职。

老和尚晚年患气喘痼疾，1958年冬，他回到早年住持的掘港西方寺，查访他创办的僧伽图书馆的藏书和文物，发现如皋沦陷初期，以某中学把掘港西方寺作校舍，把十馀万册图书装了三大船，卖到南通县废纸厂做纸浆去了；而寺中法器文物也损失殆尽。

范老的痛心失望可想而知。未几寒流骤至，他喘疾复发，他的徒孙宝惠想送他回苏州，范老说∶“生有处，死有地。我自西方寺生，仍在西方寺终。”是年12月17日，他沐浴更衣，跏跌而坐，在念佛声中示寂。世寿七十五岁，戒腊五十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