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秉涵

忆逃亡：九死一生贵人相助

1947年高秉涵的父亲在战乱中去世了。“在那样战乱的情形下妈妈希望我能活命，就让我逃。那时候我还小，妈妈的话就是真理啊。”于是，当时就读于菏泽县立简易师范初中部的高秉涵就和同学一起投奔国民党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败退，他就读的学校解散，小小年纪的他便跟着国民党的一支军队，汇入了生死大逃亡的队伍。

13岁孩子在战乱年代只身一人的逃亡之路可谓九死一生：在瓜洲，一场急性肾炎让高秉涵和死神擦肩而过；在安徽，他亲眼目睹了自己一度搭乘的军用卡车坠落谷底；在闽南，一位仁慈的奶奶在屠刀下挽救了他的性命……

逃亡途中一幕幕艰辛的场面不堪回首，“我腿上的这些伤疤就是在逃亡中留下的”，高秉涵一边说着一边挽起裤腿，露出了小腿上几个焦黑色的伤疤。据高秉涵介绍，那是在一次被解放军围追的途中被慌乱士兵滚烫的稀粥烫伤的，“当时是黑天，只顾了逃命没觉得疼。直到第二天才发现伤口早已血肉模糊，天气炎热，又没有药品和救助，伤口经常招引蚊蝇的叮咬，后来溃烂地都露出骨头来了。回想起来也是命大，竟然没死。就这么带着伤口一瘸一拐的继续逃亡，直到后来到台北当了火车站小贩有了收入才有条件去医院看病，当时大夫说如果再迟一点就要截肢了。太太后来还开玩笑说，早知道你腿上有这么多伤疤我就不嫁给你了，呵呵。”只有经历了人世沧桑之后，人在回忆曾经的苦难时才能这样举重若轻。

初到台湾，虽然没有了战乱的惊恐，可对于一个年仅13岁举目无亲的孩子来说生存仍是无比艰辛的。“当时到处都是难民，谁帮得了谁呢？没有住的地方就露宿在火车站；没有吃的，我就去垃圾场找，最大的敌人就是狗，呵呵，有时候就是吃狗都不理的东西，就这样持续了两个多月。”

后来好心人介绍高秉涵当上了火车站的小贩，再后来他偶然的遇到了自己曾经的恩师、校长李学光，在她的鼓励和支持下，在既是同乡又是师生和世交的刘泽民夫妇一家人的资助和关怀下，高秉涵考上了夜校初中部。经过六年半工半读的艰苦岁月，他如愿地考取了台湾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毕业后又考取了法官。十年法官生涯之后他辞掉职务，建立自己的工作室，成了台湾著名的律师。

送骨灰：郑重承诺鞠躬践行

菏泽旅台同乡会成立于1995年，既是一个联谊乡情、关怀照顾乡亲的民间社团，也是一个爱国家、爱民族、反台独、促统一的群体，高秉涵就是它的创始人和现任会长。当年逃亡到台湾的菏泽老兵、老乡大多没有文化，在台湾的生活很艰辛，许多人直到终老都是孑然一身。高秉涵是知名的律师，经济条件好，又有一副热心肠，于是老乡们视他为亲人，有事就向他求助；高秉涵则有求必应，自己的办公室便成了菏泽

老乡活动的场所、团聚的“家”。“我到台湾的时候只有13岁，那些比我年长的哥哥姐姐曾经在感情和灵魂上给了我很多慰藉，那种给予是无形的却又非常珍贵，他们是我在台湾的亲人。”

眼看着人已黄昏而归乡的日子遥遥无期，于是很多老兵、同乡就把回家的希望寄托在年轻的高秉涵身上，嘱咐他：“老弟啊，我是没有希望回去了，你还年轻、有机会，如果我死了，你有朝一日能回家一定要把我的骨灰带回去……”就这样，一个、两个……高秉涵肩负了很多深情的嘱托。1987年台湾当局通过的《台湾地区民众赴大陆探亲办法》正式实施，禁锢两岸近40年的铁幕就此被打破一角，但许多老兵直到人生谢幕也没能赶上这一天。为了自己曾经郑重的承诺，从那以后，高秉涵频繁往返于两岸之间，先后把上百名老兵的骨灰从台湾送回老家，了却了他们“回家”的遗愿。

护送老兵的骨灰回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个骨灰盒都重达十公斤，“我每次都是亲手捧着他们的，这样才安心，有时候在路上会在心里默默和他们说话。”多年来护送骨灰回乡经历中令高秉涵记忆最深刻的是1997年护送定陶县籍已故同乡的那一次：家在台北的高秉涵先乘飞机到花莲，转乘汽车至山区军人公墓，办理完领取骨灰手续时已是黄昏，且风雨骤起，暴雨冲毁了通往花莲道路上的桥梁，高秉涵只得抱着骨灰坛和守墓的老人在一个小亭子里躲了一夜，直到第二天当地的救援机构得知消息后，才派出直升机前往营救。

说乡愁：故土滋味悲喜家书

“老家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出生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有人总盼着归乡，有人常急着离乡。归乡是去寻找自己的老家，离乡是为子女创造另一个故乡。我的故乡不是河北省房山县的周口店，也不是山西省洪洞县的老鸹窝。我在异乡漂泊中另起了新家园，而漂泊前的家，就是我的故乡。所以我的故乡在山东菏泽。”这是高秉涵写在自己《天涯感悟》一书开篇的话。游子是树，故乡是土，泥土是落叶的归宿，故乡则是游子生命的源头、情感的皈依。 在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颁奖典礼上，他说：“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当乡愁无限蔓延，心头的思念便难以化解，就像颁奖词里说道的：“这海峡好浅，好浅，深不过我的遗憾。”

早在1981年，高秉涵有一位叫卞永兰的学姐在移民阿根廷后回乡探亲，返程途中专程绕道台湾，给台湾的同乡带了一大箱家乡的土特产和菏泽泥土。“第二天上午，菏泽旅台的乡亲一百多人都聚到了一起，大家先是听卞大姐动情的u2018乡情报告u2019，然后开始分发珍贵的礼物。大家一致推举我来公平分配：一家一个烧饼，3个耿饼，山楂和红枣各五粒，一调羹泥土。”因为分配有功，所以高秉涵被大家恩准多分一勺泥土。“泥土何其多，唯独故乡贵”，高秉涵把一半土珍藏在了自己在银行的保险箱里，另一半则分七次掺在茶水中喝了，“那是家乡的味道，甜的。可不是咕咚一声咽下去，含在嘴里半天才舍得咽下去。”而分得的耿饼和烧饼直到放得发霉了也没舍得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家书是战乱中给亲人的一个告慰，也是身在他乡不知归期的游子疗治思乡苦楚的一剂良方。在高秉涵阔别故乡整整31年的时候，他满怀期盼地写下了第一封家书，这封信漂洋过海辗转三个多月才终于飞至三姐手中。又经过近一年的漫长等待高秉涵才收到大姐的回信，这是一封带给高秉涵无限喜悦和悲伤的信，喜的是终于有了家人的信息，悲的是得知母亲早在1983年已经过世。“1984年，我冒险前往香港，在那里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姨妈和姐弟，一见面就抱头痛哭，那几天我们生怕耽误了相聚的分分秒秒，倾诉相思之苦啊。我今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没能亲眼再见妈妈一面，未能给她端杯茶一尽儿子的孝道。”高秉涵哽咽地说道。

父亲是外祖父的得意门生，也是三民主义的坚定拥护者。母亲乃鲁西南女子踏入新学堂的先声，毕业于济南第一女子高等师范学堂，与父亲一起在家乡创办新式小学共同任教。然而，在这样一个有着深厚国民党革命传统的大家族里，姨妈和两位姐姐却瞒着家长，毅然由学堂走向红色延安，加入共产党并在各自的岗位上身居要职。

感动中国2012年度人物

获奖名片：悲莫悲兮生别离

颁奖词：海峡浅浅，明月弯弯。一封家书，一张船票，一生的想念。相隔倍觉离乱苦，近乡更知故土甜。少小离家，如今你回来了，双手颤抖，你捧着的不是老兵的遗骨，一坛又一坛，都是满满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