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祖昌

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 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江西莲花县独立团军需处处长，湘鄂川黔兵工厂总务科副科长，红六军团工人连副连长，补充团政治处主任，红六军团供给部材料科科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供给部军需科科长，三五九旅供给部副部长，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供给部副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三五九旅供给部部长，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后勤部部长，第一野战军二军后勤部部长，第一兵团后勤部副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新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供给处处长，兼财务处处长，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57年，甘祖昌回家乡莲花县洋桥乡务农。

解甲归田后，甘祖昌满腔热情地投入了家乡的建设，回乡29年来，甘祖昌和乡亲们一起，用辛勤的汗水修起了3座水库、25公里长的渠道、4座水电站、3条公路、12座桥梁。长期的实践和刻苦学习，使他积累了一定的农林水利建设经验，被江西省农业科学院聘为特约研究员。

1986年3月28日在家乡江西省莲花县病逝，终年81岁。

甘祖昌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冈山革命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全国解放后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甘祖昌头部三次负重伤，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使他难以坚持领导工作，领导和同志们都建议他到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去长期休养，但甘祖昌要求回到家乡务农。

甘祖昌就不辞辛苦地领着乡亲们修水库，建电站，架桥梁，改造红壤田。他白天参加勘测、设计，晚上还钻研农业科技。长期的实践和刻苦学习，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农林水利建设经验，江西省农业科学院聘请他为特约研究员。

为给家乡建设积累资金，甘祖昌回到农村后，全家一直过着节俭的生活。可是，支援家乡建设，为乡亲们扶贫救危，他却十分慷慨。

图田村有个青年叫刘海清，从小因病不能站立，父亲又有肝病，一家日子艰难。甘祖昌处处关心着刘海清一家。上面派医生来给甘祖昌看病，他总要把医生带到刘家。他写了十多封信去外地访医求药，一心想让刘海清站起来。后来，当他得知刘海清的残腿无法治愈时，又给买书订报，出钱请师傅上门教手艺，鼓励刘海清自强自立。刘海清学到了一手娴熟的编织技术，增强了生活的信心。过了不久，刘海清的父亲刘新胜肝病复发，要住院又缺钱，全家遇到了新的困难。甘祖昌立即给县医院打电话：“现在有个危重病人要入院，住院费记在我名下。”

刘新胜动过手术后，脸色苍白，生命垂危。甘祖昌赶到医院一看，就不走了。他在病房里一陪就是九天九夜。刘新胜转危为安后，一把拉住甘祖昌的手，热泪夺眶而出。

1939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封锁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将甘祖昌所在的三五九旅从前线调回陕北，一面执行保卫党中央的任务，一面进行大生产。 当时，组织上交给甘祖昌的任务是，负责领导修械所、纺织厂、鞋袜厂等军需工厂。这几个厂除修械所外，都是白手起家。 在筹办大光纺织厂时，既无原料，又无厂房，既无织布机，又无熟练的纺织工人，真是困难重重。甘祖昌找到一个曾学过织布的红军战士崔米兰做师傅，办了一个织布训练班。他借用老乡的土织布机，用旧存的一捆棉纱试织成窄面白布，成本比市场上便宜三分之一。他向旅长王震汇报后，王震立即从警备团调20多名会织布的战士做技术骨干，再从旅直机关抽调部分公勤人员当学徒，并仿造了8架织布机，派人到山西购了一批原料，办起了纺织厂。不久，纺织厂又开了8眼窑做机房，新招了100多名工人，自制了10架织布机，改进了操作技术，从而在短期内解决了全旅l万多人的穿衣问题。

1949年，甘祖昌调任一兵团后勤部部长，进军新疆。10万大军的军粮如何解决？靠内地进口，没有运输工具，远水不解近渴。王震同意了甘祖昌提出的派人到全疆摸情况的建议。甘祖昌把后勤人员分成4个组，他带一个组一行8人，包括5个少数民族翻译，骑着马向白雪覆盖的北疆进发，走遍了戈壁牧场。20多天后，各组陆续归来，汇总调查情况。甘祖昌向王震汇报说:“有办法了，新疆连续3年丰收，群众把粮食埋在地窖中，不给反动派吃。原因是国民党政府不收他们的羊毛，牧民们没钱买盐和茶叶。我们可以和苏联大使馆商洽，用牧区的羊毛换日用品，解决牧民的生活困难，粮食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王震同意了甘祖昌的意见。经过商谈，苏联方面同意先提供一批茶叶、盐、布等日用品，用羊毛偿还。甘祖昌把后勤人员分成很多小组，用银元、人民币和日用品收购牧民的羊毛。牧民们欣喜地发现，他们用同等羊毛换得的实物，比国民党统治时多一两倍，于是便纷纷拿出粮食来换日用品。这样，不但顺利解决了10万指战员的口粮问题，而且密切了人民军队和新疆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

1953年以后，甘祖昌的脑震荡后遗症越来越严重，经常昏倒，1954年到庐山疗养治病，仍不见好转。他每日发愁，觉得自己做的工作太少了。1954年军阶鉴定，同志们一致通过他为正师级，报到总政治部，被批准为准军级，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在授衔仪式上，他穿着将军服，神采奕奕，但回家后却对妻子说:“比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老战友，我的贡献太少了，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和地位太高了!”此后，他不止一次向组织上写报告:“我自1952年跌伤后，患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不能再做领导工作了。但是我的手脚还是好的，请求组织上批准我回江西农村去，我愿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贡献。”当时，他的请求没被批准，1957年他又接着写。这一年，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到新疆检查工作，他当面向萧华提出申请。最终，

甘祖昌对子女要求严格，不许他们有任何特殊。甘祖昌功成身退以后，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他自己种菜自己吃，每件衣服至少穿10年。衣服破了就补，补好再穿，实在不能补了就拿去做鞋底。群众称他的形象是:一身补丁打赤脚，一根烟斗没有嘴，白罗布手巾肩上搭，走路笔挺快如风。1986年春节过后，甘祖昌病危。在弥留之际，他嘴里仍在断断续续地说：“领了工资……留下生活费……其余全部买化肥农药，支援农业……我不要房子，不要给我盖房子……”

在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甘祖昌如同井冈山上的不老松，风吹不弯，雪压不倒。一天，有个人找到甘祖昌让他编造着林彪在“八一”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斗争中的种种神话。甘祖昌道：“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实事，个人在历史上的功过，史家自有公论，你说是不是这个理？”话不投机，那个人随之使出另一手。他站起来吼道：“甘祖昌，听说你在家开荒种果树，还养猪赚钱，这可是带头搞资本主义呀！”甘祖昌用颤抖的手猛地磕去一袋烟灰，厉声问道：“照你说，养猪种树是资本主义，那杀猪砍树倒是社会主义啰！”

林彪在江西的一伙，别出心裁地搞出一个所谓“新村图”，要把农房全部搬迁上山。甘祖昌赶到县城，找到县的领导干部说：“现在群众家里还很穷，这样大拆大迁，农民一无钱，二不能作田，这样下去，难道喝西北风吗？”甘祖昌的话震撼着县委干部的心，大家说，有老将军给撑腰，也胆壮了。县委立即通知各地停止拆迁民房，并组织群众下田搞好秋收秋种。这样，甘祖昌在莲花县里制止了一场灾难。

回乡初期，他和两个弟弟挤在一起，三家人同住一栋旧房子。民政部门几次要为他在县城盖房，都被他婉言谢绝。后来，甘祖昌家里人口增多，老房子实在挤不下了，他才自己花钱在村里盖了一栋普通民房。一次，省民政厅厅长来看他，要补给他建房费，他说什么也不要。

甘祖昌离休后，新疆军区几次提出要给他配备小车，他都谢绝了，后来他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又担任了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社会活动多了，有关部门拨出一万七千元，准备给他购辆小车，但他始终不要配备小汽车。

甘祖昌严格按照党的生活准则办事。他以普通党员身份坚持和农村党员一起过组织生活，从不无故缺席；他尊重乡、村干部，从不摆老干部架子。对待子女、亲属，他言传身教，谁有了过失，从不姑息迁就。

甘祖昌的大女儿平荣很想当兵。甘祖昌耐心地开导女儿说：“就那么几个招兵指标，这里又有多少烈士的后代想去当兵啊，还是先让他们去吧！”这以后，平荣又想去新疆当兵，她对父亲说：“去新疆不占这儿的指标，你又是那儿的老部长，只要你一句话，准能办成。”甘祖昌说：“新疆有新疆的指标，你插进去，不就打乱了国家的招兵计划吗？”直到后来，平荣在吉安卫生学校读书，部队到学校招卫生兵，她才如愿以偿。

一次，甘祖昌的弟弟因盖房多占了队上一分宅基地。甘祖昌知道后，硬是动员弟弟把多占的地全部退出。甘祖昌因病住进县医院。按照他的病情，必须用一些好药。县里紧急向省、地医院求援。甘祖昌知道后，一再不让这样做。为了节省国家开支，他每次买药都是自己出钱，光是未报销的药费单据就有五千多元。

1986年3月23日，甘祖昌因病在莲花逝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交待家人的话是“领了工资，先交党费，留下生活费，其余的全部买农药化肥支援农业。”

甘祖昌居住的那栋普通农舍极其朴素：楼道兼客厅里是一张褪了漆的老式桌子和一把破旧的藤椅；卧室里的墙上，挂着一个战争年代留下的补了又补的黄挎包。打开他珍藏贵重物品的一只铁盒子，里面只有他生前从不示人的三枚勋章：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和一些革命文物。

甘祖昌没有为自己留下什么财产。他回乡二十九年来，每月照领三百三十多元工资，可是，仅乡、村政府有据可查的，这期间他为支援家乡建设，共献出现金八万五千七百八十三元多，光是这个数字，就占他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平时他为乡亲们救急解难拿出的钱，就无法计算了。

甘祖昌是一九二七年入党的高级干部，几十年来历尽艰难，三次负重伤，为人民屡建功勋，一九五七年申请回乡前是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回乡后，国家按规定给予他适当的待遇。但是，甘祖昌严以律己，始终保持了一位红军老战士的优良传统和高尚情操。

甘祖昌回乡后始终保持了一位红军老战士的艰苦朴素的本色，一直过着节俭简朴的生活。他养猪种菜，连抽的烟也是自己种的，却把70%的工资收入捐给了家乡的建设事业。上级在生活上要按有关规定给他盖房配车，他一一拒绝，甘祖昌曾被选为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在农村的二十九年里，甘祖昌同志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一直坚持参加劳动。他回乡后，组织上照发给他薪金，他把绝大部分收入都用来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在他的努力下，全乡先后建起了江山陂、快省陂、峙垄陂、马家坳水库、龙潭水库等水利工程。为促进家乡的经济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全国人大常委会、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中央军委办公厅、兰州军区、南京军区、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新疆军区等单位送了花圈。余秋里、王震、肖克、王恩茂、朱云谦、万绍芬等领导同志也送了花圈。

追悼会由吉安地委书记段家林主持，省委副书记刘方仁致悼词。悼词说，甘祖昌同志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冈山革命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经受了严峻考验。甘祖昌同志是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江西省第四届政协委员副主席。

甘祖昌逝世噩耗传来，沿背村的数百名村民不约而同地拥到将军居住的老屋前致哀，许多人痛哭失声。1986年4月1日，甘祖昌的遗体被送往萍乡火化。灵车过处，百里长途，村村庄庄，人们肃立在公路两旁，向这位无私地为人民服务了一辈子的老将军表示最后的敬意。

根据群众的要求，中共江西省委决定：甘祖昌的骨灰盒先在沿背村存放一年，然后再移至江西省烈士陵园。当甘祖昌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骨灰盒被移到沿背村的时候，方圆几十里内，人们纷纷赶来悼念。

2013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习近平把目光转向第一排一位老人，饱含深情向大家介绍，这位全国道德模范就是开国将军甘祖昌同志的夫人龚全珍老人，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家当农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仍然要弘扬这种革命精神，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向老前辈致敬！

        甘祖昌同志是老红军，建国后任解放军新疆军区后勤部长，曾被授予少将军衔。他因在战争年代多次负伤，身体不好，组织上让他安心养病，但他不愿给组织上增加麻烦，经过再三请求，于１９５７年回到家乡莲花县洋桥乡务农。他是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江西省第四届政协委员会副主席。

　　甘祖昌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6年3月28日在家乡江西省莲花县逝世，终年八十一岁。

　　优良传统仍在他身上闪光——红军老战士甘祖昌二三事

　　［作者：谭永乐;蒋思纯;陈冬华　人民日报 1982.08.02第3版］

　　红军老战士甘祖昌同志，１９５７年解甲归农，现已７７岁高龄。这里记叙他近几年的几件新事。

　　（一）

　　《准则》公布以后，甘祖昌同志经常组织家里人和生产队的党员、干部学习。他说：“共产党员就应该按照《准则》办事，丝毫也不能走样！”

　　他家亲戚多，办喜事的时候，他总是说服亲戚们不要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他的一个老战友的女儿出嫁，给他发来一份大红请帖，甘祖昌同志只在事后给那个战友写了封信，表示祝贺。近年来，他的几个儿子、女儿结婚，他一分钱的礼也没收，也没请亲戚朋友喝酒。大女儿平荣结婚前，甘祖昌再三写信叮嘱，一定要婚事新办，平荣按照爸爸的嘱咐在部队举行了简单文明的婚礼。婚后，平荣带着爱人回家来探望父母，一些亲戚都说：“女婿第一次上门，要热闹一下，办几桌酒席请人来陪u2018姑郎u2019”。甘祖昌说：“哪里来那么多风俗？回来休息两天就是了，何必搞那些没意义的形式呢？”

　　甘祖昌有个好朋友，为了给儿子订亲送见面礼，从甘祖昌那里借５０元，说是房子漏雨，要修理房子。当甘祖昌了解到他是想给儿子订亲送见面礼时，语重心长地说：“老伙计，我们都是老同志了，在儿女的婚姻大事上要教育他们树新风，怎么能搞这个礼那个礼呢？”经过甘祖昌耐心帮助，这位老朋友放弃了为儿子送见面礼的打算。

　　（二）

　　甘祖昌这几年身体不好，患气管炎和肺气肿病。他在外地买了些“痰咳净”、“风油精”等常见药，卫生部门的同志都认为可以由国家报销。可是他说：“国家现在有困难，我们要多为国家想想！”最近几年，他买几百元钱的药，９０％是自己付的款。前年冬天，甘祖昌患了前列腺肥大病，十分危急。组织上送他到上海华东医院就医，要治疗二到三个疗程。甘祖昌算了一笔账，两个疗程就是１０个月，光住宿费就要３，０００多元，他怎么也不住，坚决要求回家，结果只住了１２天医院。

　　莲花县有关部门曾准备为他在县城安排一套房子，供他休息用。但甘祖昌硬是不答应。他说：“党和国家给我的照顾已经够多了，我不能再给国家增加负担。在农村有赤脚医生，看病不是同样很方便吗？”江西省有关部门准备为他配部小车，甘祖昌知道后坚决不同意。他说：“我参加实际工作不多，根本没有配小车的必要，还是给国家节约一点经费，用在更需要的部门吧。”前不久，甘祖昌同志多次向中央和省里提出，辞去他的几个职务。他说：“我年纪这么大，工作已力不从心，何必占着位置呢？还是让给年轻的同志来干，对党的事业更有好处啊！”

开国将军甘祖昌为何坚决要求回乡当农民？

      在新中国一千多名开国将军中，坚决要求回乡当农民的不多，甘祖昌就是其中之一。甘祖昌将军是一位对革命有重要贡献的老红军。在他6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有许多传奇的故事。其中，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要求由将军变成农民的传奇经历。

　　一

　　甘祖昌，1905年3月出生在江西省莲花县坊楼乡桥头村（现沿背村）一贫苦家庭。 1927年7月经方志敏引领参加革命，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甘祖昌所在部队被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甘祖昌任旅供给部军需科科长，奔赴抗日最前线。

　　1939年初，国民党封锁陕甘宁边区。于是，中央将三五九旅从前线调回陕北，一面执行保卫党中央的任务，一面进行大生产。当时，组织上交给甘祖昌的任务是负责领导修械所、纺织厂、鞋袜厂等军需工厂。在一无原料、二无厂房、三无工人的情况下，甘祖昌克服重重困难办起了纺织厂，在短期内解决了全旅l万多人的穿衣问题。由于甘祖昌工作成绩显著，1941年他被提升为三五九旅供给部副部长。

　　1941年冬，甘祖昌随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经过艰苦努力，部队做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47年，他调二纵队后勤部工作，参加了解放大西北战役。1949年调任一兵团后勤部部长，进军新疆。

　　10万大军进疆，军粮如何解决？靠内地供应，没有运输工具，远水不解近渴。最后，王震同意了甘祖昌提出的派人到全疆摸情况的建议。甘祖昌把后勤人员分成4个组，走遍了戈壁牧场。20多天后，各组陆续归来，汇总调查情况。甘祖昌向王震汇报说：“有办法了，新疆连续3年丰收，群众把粮食埋在地窖中，不给反动派吃。原因是国民党政府不收他们的羊毛，牧民们没钱买盐和茶叶。我们可以和苏联大使馆商洽，用牧区的羊毛换日用品，解决牧民的生活困难，粮食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王震同意了甘祖昌的意见。经过商谈，苏联方面同意先提供一批茶叶、盐、布等日用品，用羊毛偿还。甘祖昌把后勤人员分成很多小组，用银元、人民币和日用品收购牧民的羊毛。牧民们发现他们用同等羊毛换得的实物，比国民党统治时多一两倍，于是便纷纷拿出粮食来换日用品。这样，不但顺利解决了10万大军的口粮问题，而且密切了人民军队和新疆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

　　正当甘祖昌为建设新疆日夜奋战的时候，敌人的魔掌却暗中向他伸了过来。1952年春，他到郊区检查工作，途经一座30余米长的木桥，由于桥板被歹徒锯断，甘祖昌乘坐的车子翻到河里，甘祖昌身负重伤。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他外伤痊愈，却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

　　1953年以后，甘祖昌的脑震荡后遗症越来越严重，经常昏倒，1954年到庐山疗养治病，仍不见好转。

　　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在授衔仪式上，他穿着将军服，神采奕奕，但回家后却对妻子说：“我做的工作太少了，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和地位太高了！”此后，他不止一次向组织上写报告：“我自1952年跌伤后，患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不能再做领导工作了。但是我的手脚还是好的，请求组织上批准我回江西农村去，我愿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贡献。”当时，他的请求没被批准，1957年他又一次写申请，这年恰逢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到新疆检查工作，他当面向萧华提出申请。最终，组织上批准了他的回乡请求。

   二

　　1957年8月，甘祖昌带着家属从新疆动身回莲花。临行前，他对家人说：“新疆到莲花，路途遥远，要尽量少带行李，为国家节省点差旅费。”全家大小14人，行李精简成3个箱子，此外就是带了8只笼子，装着6头约克猪、15对安哥拉兔、15只来航鸡。

　　初冬的一天，甘祖昌把全家人召集到屋后的虎形山上说：“我们队里人多田少，应该扩大耕地面积，把这片荒山开垦出来种上蔬菜，栽上果树多好!”小弟洪昌说:“这片黄泥山不长庄稼，种了也白费力！”甘祖昌摇摇头说：“不是土质不好，而是开垦的方法不对。南泥湾土质比这更差，庄稼同样长得很好。主要是挖得深，水份可渗入底层，不容易被太阳晒蒸发掉。方法是先把表层土挖五六寸深放置一边，再深挖下去一尺，然后把表土覆盖在上面，施上些农家肥，庄稼一定长得好。”大家听他说得有道理，决定试着干。甘祖昌带头干，一个冬天挥汗如雨，挖断了六七把锄头。工夫不负苦心人，第二年春天，在这片用汗水浇灌的土地上，终于长出了半斤多重的大萝卜、十几斤重一兜的大番薯。在甘祖昌的带动下，周围的乡亲也向荒山进军。

　　甘祖昌所在的坊楼沿背大队有1400亩耕地，其中600多亩是冬水田，常年水汪汪，亩产只有200来斤，因此全大队年年吃国家返销粮。怎样才能改造好冬水田呢?甘祖昌查看了16个垅、60多块冬水田的土质。他想起了城市挖地下水道排除污水的方法，便把队干部召集起来开座谈会，谈自己的想法。生产队长说：“开沟排水的确是个好方法，可以先搞一丘田做试验。”

　　在甘祖昌的倡导下，队里成立了改造冬水田实验小组。经过试验，开沟排水的方法成功了，当年种的红花草，第二年就获得丰收。接着，就在全大队推广，经过两三年的努力，亩产提高了300多斤，脱掉了“吃返销粮大队”的帽子。

　　1962年农历大年初二，坊楼公社书记刘可兴来拜访甘祖昌。甘祖昌说:“老刘，全公社七八百亩水田亩产只有400多斤，每年要吃返销粮300万斤，种田的没饭吃，这个问题你非解决不可。”刘可兴说:“我今天特来向你请教，靠你老人家支持把产量搞上去。”甘祖昌说:“好嘛，我们合作！”刘可兴提出修水库引水灌田，这正说到甘祖昌的心坎上。

　　为了修水库，甘祖昌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吃了早饭就往工地上赶，和青年们一块劳动。大家劝他休息，他却说:“我们得抓紧时间在来年春天雨季前完工，拖延时间一发春雨就糟了。”到10月中旬，陂坝已建至3米多高，突然下了一夜暴雨，河水浊浪翻滚，汹涌而下，3米多高的陂坝被冲垮了，就连基底那块几十吨重的基石也被洪水挪动了位置。面对这种情况，群众议论纷纷，有人说：“这里地名南陂，就是u2018难修陂u2019的意思，巴蛮要修，老天爷也会冲掉呵！”甘祖昌望着大家发愁的面孔，笑着说：“同志们，大水冲掉了我们修的陂，老天爷毁掉我们3000个工，我们要它赔偿1万个工！”群众听了这话不懂什么意思。甘祖昌又解释说：“我们修陂不是为了引水灌田吗？要灌田就要挖沟修渠。天晴了两个多月，泥巴像石头一样坚硬。开渠费工又费力。现在下了这一场透雨，土质松软，开渠一个工能抵三四个工，这不是老天爷赔偿我们1万个工吗？”甘祖昌的一席话使大家看到了希望，干劲又上来了。

　　10天以后，洪水消退，大家又回到修陂工地，重新开始修水库的工程。经过5个多月的奋战，只花了12.1万元资金，一座高19.5米、长25米的浆山水库便建成了，21.5公里长的水渠也同时完工，渠水灌溉了十几个大队的数千亩农田，全公社水稻产量翻了一番。

      水库刚建成，甘祖昌和技术员王新安又开始研究发电站和水泥厂等配套工程的建设，甘祖昌通过老战友帮忙，从福建购买了一套500千瓦的发电机组设备。王新安没有搞过水电站，不知道如何安装发电机组。甘祖昌就一边鼓励他刻苦钻研，攻关破难，一边派懂技术的人员与他一起到吉安、萍乡等地参观学习。王新安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就将发电机组安装完成。全公社家家户户都装上了电灯，彻底结束了点煤油灯的历史。

　　1968年冬，因家庭成分而被“清洗”的建筑工程师刘乃基从西藏回来。大队造反派没收了他的存款和贵重衣物，让他在两间危房中居住，以便监督。甘祖昌知道后，立刻找来有关人员，对他们说：“据了解，此人曾在西藏和平建设中立过功，同时有一技之长，应该按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办事。建议安排他在社办企业工作，专门负责全公社的桥梁建筑。”随后，甘祖昌找刘乃基谈话，鼓励他为家乡的建设出力，同时对他的生活也给予适当照顾。刘乃基感动地说：“我一定要好好工作，报答大家的关怀！”

　　从1969年开始，甘祖昌和刘乃基冒严寒，顶酷暑，为全社的建桥事业奔忙。短短3年时间里，甘祖昌带领群众修建了12座大小桥梁，改善了全公社的交通条件。为了集体的事业，他捐献了自己的大部分工资和多年的积蓄。他常说：“为人民做有益的事，就是共产党人的理想。”

　　三

　　甘祖昌功成身退以后，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他自己种菜自己吃，每件衣服至少穿10年。衣服破了就补，补好再穿，实在不能补了就拿去做鞋底。群众称他的形象是：一身补丁打赤脚，一根烟斗没有嘴，白罗布手巾肩上搭，走路笔挺快如风。

　　甘祖昌回乡29年，一直坚持与疾病做顽强的斗争。他对脑震荡后遗症的办法不是“营养疗法”，也不是卧床休息，而是夏天光着头让烈日晒，冬天让北风吹。经过十几个寒暑的锻炼，脑子里淤血消散，脑震荡后遗症竟奇迹般地痊愈了。1985年10月，甘祖昌旧病复发，莲花县医院立即组织抢救。住院期间，新疆军区派人前来慰问，提出为甘祖昌在南昌盖房子，让他到南昌定居，甘祖昌摇摇头说：“感谢组织上和同志们对我的关心，我已经80多岁了，还盖房子干什么?为国家节省点开支吧。”

　　1986年春节过后，甘祖昌病危。在弥留之际，他嘴里仍在断断续续地说：“领了工资……留下生活费……其余全部买化肥农药，支援农业……我不要房子，不要给我盖房子……”

　　1986年3月28日，甘祖昌这位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一生的老战士，停止了呼吸，走完了他从农民到将军、又从将军到农民的全部战斗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