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何克
基本内容
培黎学校的第一任校长乔治·何克
『与艾黎在“工合”并肩战斗 』
乔治·何克是英国人，1937年，年仅23岁的他刚刚从牛津大学毕业，他来到中国，亲眼目睹被日本人占领的上海以及战乱中的悲惨景象，“我不能丢下这些人们”，何克决定在中国实地了解中国人民所面临的问题。于是他一面担任美国合众国际社自由撰稿的工作，一面开始学习中文。他来到中国的汉口，当时史沐特莱知道，路易·艾黎正为“工合”事业奔波，需要人手，便推荐了何克。艾黎感觉“他那样年轻、幼稚，不知他能否在中国一片混乱中安下身来，不过在他那欢快的举止后面，却也可以感觉到一种坚韧和刚毅”。几个月后，何克从北京路过宋家庄患了伤寒，他得到凯瑟琳·霍尔护士的照料，霍尔是新西兰教会派来的护士，她当时经常将急缺的药品冒险送到白求恩手里。
何克病愈后在八路军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南下到宝鸡“工合”办事处，被任命为视察员并将所见所闻向国外进行报道。中国工业合作会（“工合”）是由埃德加·斯诺和路易·艾黎发起的，得到了宋庆龄的支持，促使国民党继续抗战仍是“工合”的主要任务之一。安排难民，生产军需和民用品，筹集资金转送延安，“工合”有效地支援了中国抗日战争。乔治·何克以十二万分的热情开始了“工合”的工作。他给母亲写信说“现在是我为中国工作的时候了”！
而此时此刻，何克也已经领悟到他和艾黎肩负着同样的重担，进行着共同的战斗。何克到了宝鸡后，艾黎确信有了一个得力的助手，何克先后担任“工合”的秘书兼视察员。“哪里有u2018工合u2019，哪里就有何克的足迹，他走遍了乡村、县城”。到1941年“工合”已发展到3000多个，成为抗日救援的一支重要力量。
『他看到了新中国』
在何克决定和艾黎干“工合”之前，他曾经去过延安，虽然仅有一周的光景，但对延安精神感受颇深，“在那里卖茶人不肯收我的茶钱，他们叫我朋友。不多久我就升入u2018同志u2019一级了。延安的学生人数和牛津一般多，有四千男生，一千女生，分属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延安艺术学院。除本部学校外在整个地区还有分校，在分校学习的还有好几千人，我现在处在红色中国的心脏里，它现在红得不厉害，但无疑是这一抗日运动在全国最强有力的中心。”在延安他看到各个阶级的大批青年从全国各地涌来，“从新加坡、马尼拉、新西兰和夏威夷被吸引到这里是很令人惊讶的”。
何克所到之处，看到人们虽然生活艰难，缺衣少食，但无一不投入抗战，这种精神使他肃然起敬，他对共产党开始钦佩起来。之后何克见到了红军聂荣臻，聂将军要何克参观整个地区，给他派了一个陪伴，四名警卫员……在另一个村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这位赫赫有名的的人物友好地接待了他。1945年他著的《我看到了新中国》一书在美国和英国出版了。
在此期间，他还陆续向国外发表了许多抗日见闻以支持中国抗日战争。
在创办培黎学校初期，何克作为双石铺培黎学校校长，他以延安的革命精神和八路军的思想作风来管理学校，教育学生。他还经常教学生唱抗日革命歌曲，由于他的辛勤工作和出色的才能，使学校迅速发展起来。
『由三种国籍组成的家庭 』
在水深火热的抗日战争年代，何克深入百姓的疾苦当中，和中国人民结下了永久的亲情。何克在山西太行八路军根据地采访时，认识了一位姓聂的共产党员，辽宁人，有四个儿子。由于孩子的母亲病重，无奈只好把孩子送到孤儿院，何克和艾黎不仅亲自把她送往医院迸行救治，还把孩子们从孤儿院带回家。何克给孩子们洗澡，买了新衣服给孩子们换上。不久孩子的母亲病逝，艾黎带着孩子回到双石铺，长期和何克住在一起。那时聂家四兄弟的年龄是3至12岁，就这样三种不同国籍的人在中国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大家庭。解放后，老大聂广淳写了一本回忆录《我们四兄弟的两位异国父亲》，记录了那刻骨铭心的博大的父爱。
由于“工合”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于是，双石铺培黎学校决定迁移山丹，60个孩子几乎全靠吃馒头、小米粥和土豆，这个地方不种菜，但他们自己种了些菜，足以过冬了。何克认为在这个提倡“手脑并用”、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时代，学生的劳动观点和文化理论学习同等重要。学校不久有了毛纺厂、棉织厂、机械厂、电器组、汽车运输组、陶瓷组、化工组、造纸组、印刷组、玻璃组、采煤组、实验农场。何克给母亲信中说：“把自己的一生能和这些孩子联系在一起是很有意义的事。”
『 艾黎与何克陵园 』
1945年7月22日 何克由于在建设校园中不幸患破伤风去世，享年30岁。他临终前要艾黎拿笔和纸来，写下了“把我的一切献给培黎学校”一行字。孩子们把书写有他们自己姓名的校旗放入棺木，乔治·何克的这“大家子人”围着坟墓唱起了校歌，行三鞠躬礼与他告别。艾黎和同学把何克埋在了南门外的一小块空地旁，希望何克每天能听到他们的欢声笑语。他们把这一天定为了一个节日，每到祭日，学生们便带着好吃的饭菜坐在何克的墓前给他唱歌。这样的纪念日活动一直到1953年艾黎定居北京。
艾黎与何克陵园位于山丹县城南门外，仿西式建筑。正前面为大理石贴面的照壁，面外嵌有楚图南书写的“艾黎与何克陵园”园名，里面镶嵌了邓小平题写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13个镏金字。陵园最初是甘肃省人民政府为纪念培黎工艺学校的创办者乔治·何克而建，根据艾黎的遗愿，1988年4月，艾黎骨灰安放园内，更名为艾黎与何克陵园。艾黎与何克陵园已成为甘肃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享誉国内外的人文景点电影<黄石的孩子> 乔治·何克与中国孤儿 根据二战时期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黄石的孩子》即将于4月3日在全国公映。4月1日《黄石的孩子》在湖北黄石举行了全国首映，两位原型老人参加了首映，并回忆起乔治·何克。
『两位原型老人追忆何克』
《黄石的孩子》中何克除了照顾孤儿院中的孩子，还在途中收养了四个孤儿，其中年龄最小的名为“老四”，也是何克最疼爱的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四兄弟（聂广淳、聂广涵、聂广涛和聂广沛）被乔治·何克收养的过程更为曲折。他们的父亲是一名共产党员，因为敌人追捕不得不转移到解放区，在和何克的会面中托付他帮助照料留在家乡的几个孩子，于是两个大哥被送入了何克的学校，聂广沛和老三因年龄太小暂时和妈妈生活在一起。一年之后母亲病逝，老三和当时只有3岁多的老四才破格入学。
4月1日年逾古稀的“老二”聂广涵和“老四”聂广沛参加了《黄石的孩子》首映，他们转达了另外两位老人的也十分希望来观影的愿望，但碍于年事已高和身体原因，只能各自遥远的祭奠这位异国父亲。聂广涵补充了弟弟因年幼记不清的很多细节，称三岁的老四在学校里整天缠着何克，成了十足的小“拖油瓶”。聂广沛回忆说，因为他胆小，何克破例带着他同床睡，和电影里基本一致。在转移到山丹的过程中，何克一直把他抱在身上或让他享受坐车的待遇，可以说，他是“小长征”中最幸运的一个孩子。虽然已过去60多年，两位老人谈到乔治·何克仍激动不已，他们说何克是一个完美毫无缺陷的人，没有他，他们兄弟四个可能都活不到现在。
《黄石的孩子》不忘历史呼吁和平
《黄石的孩子》无疑是一部主流商业片。好莱坞团队制作战争场面的能力毋庸置疑，但这部影片并未把矛头对准残酷的中日交锋，而是用了大量篇幅讲述发生在战场大后方的故事。影片开始不久便将日军控制下废墟中的南京城呈现在我们面前，充满战争的味道，但在经过一小群人的屠杀场面后，全片重心就放到了主人公英国记者乔治何克身上，讲述何克怎样在物质条件艰难的大后方照顾60多个中国孤儿，为他们建立了一个温馨的家园，后又带着孩子们躲避战火迁徙到甘肃山丹的艰辛过程。
《黄石》一片感情线也颇为动人，澳大利亚护士丽来到中国见到战争对老百姓的伤害毅然留了下来，她没有所谓伟大的理想，只希望让孩子们过得好一些。丽最初和陈汉生相爱，但是汉生选择了为国而战，牺牲了自己的小爱。后来的何克也渐渐爱上勇敢独立的丽，他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依旧为丽创造着浪漫。在带着孩子们转移的过程中，在陈汉生的“让爱”下，丽和何克最终相爱了，但何克最后因破伤风死在了丽的怀中。
而影片的最后采取了纪录片形式，请如今已是耄耋老人的四名孩子原型追忆何克，则进一步加深了影片的真实性和感染性。投资高达数千万美金的《黄石的孩子》其实更像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的商业战争片，它的重点不在战争，而是战争带来的伤害，也提醒我们毋忘历史，毋忘帮助过中国人民的那些国际友人。
《黄石的孩子》：好莱坞的“中国”想象
尽管罗杰－斯波蒂伍德一再强调这部中国 德国 澳大利亚合拍的影片“与其说这是一部西方人的电影，我更希望说这是一部中国人的电影”，但我们还是很难和我们自己感受的和理解的“中国”划上等号，哪怕它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
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具备了一部好莱坞主流影片的一切要素：拯救与自我拯救以及爱与牺牲的主题，俊男靓女的乱世爱情，优美迷人和气势宏伟的异国奇观，神秘深沉的牛仔式的英雄，大气沉浑的音乐，另外所有的“中国元素”也尽数收入：屠刀下的南京；风景秀丽的古镇；“仿佛回到14世纪的大漠骑兵”；古道狼烟中的丝绸之路；侠客般神出鬼没的共产党将领；优雅善良忍辱负重的贵族女人；骄横腐败的国军官兵；开明友善的地方官员，加上雪山，黄沙，龙卷风，这样的电影，想不好看都难。
“在8年抗战的漫长岁月里，对于乔治·霍格来说是度过了整整的一生。由中国革命的鲜血和激情浇灌的一棵幼小树苗，长成了坚实的大树。”
——路易·艾黎[Fruition]
影片是根据路易·艾黎（Rewi Alley）的一本书《Fruition》改编，这本书的副标题是The Story of George Alwin Hogg——乔治·埃文·霍格的故事，译成中文版的时候，书名变成了《从牛津到山丹——乔治·何克的故事》。英语中的fruition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fruitio，这个词的含义，汉语里最准确的翻译应该叫“终成正果”。情节发展上也遵循经典好莱坞的设计：“闯入——无法摆脱——面对困难——在经历中理解成长——牺牲”。它以牛津大学毕业生乔治·埃文·何克的精神成长为叙事主线。何克环游世界抵达上海时，正值日本侵华战争。在他眼中，报道战争是一种的冒险。当何克亲眼见到疯狂的大屠杀的时，才真正明白战争意味着什么。他照的照片被日本人发现后，即将被处决的紧要关头，“Jack陈（周润发饰）带领的一支共产党游击队救了他。他把何克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黄石。
在黄石，60个身心受损的的男孩被抛弃在孤儿院里，战争的创伤使他们暴虐顽劣，富于攻击性。乔治想看到前方“真正的战争”，而女护士丽却告诉他：“这就是战争！”
当米切尔和陈回来后，乔治依靠自己的努力不仅赢得了孩子们的信任和热爱。日本人一天天地逼近，蒋介石的军队想把孩子们抓做壮丁。本土女贵族Madame Wang（杨紫琼饰）用金钱和身体救出何克——何克想出一个大胆的想法——，穿过雪山，前往著名的丝绸之路去往甘肃的山丹。
在旅途中何克和陈在是否把孩子带入战争暴力的问题发生分歧，最充满叛逆和仇恨的孩子的死更坚定他带领这些孩子远离战争的决心。在旅途中他发现丽因为对前途没有希望而成为瘾君子。
在历经磨难后他们成功抵达山丹。乔治和男孩子们计划建造新的家园和一所新的学校。但是乔治在旅途中受的一点小伤导致了破伤风，最终死去。但是他留给孩子们的是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而丽也在爱情中找到生活的意义，她拒绝了陈加入战争的要求，她说：“是我需要他们！”
片尾，今天还活着的老人神情追忆那个年轻的英国人：“他是个完人，是没有任何瑕疵的完人”、“我们永远感谢和纪念他”、“我们弟兄四个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我们的生日都是7月22日，就是何克去世的日子”……
何克死于1945年7月22日。时年30岁。距离日本人投降只差23天。在今天的山丹，还有乔治·霍格的墓碑，碑文是一首诗：
彩色绚丽的生命啊
光辉而又温暖，
为了它，人们一直奋发向前
他已逝世了，
从此不再奋战，在战斗中，
逝者的生命，
却更辉煌灿烂。
相关书籍从牛津到山丹
书名:从牛津到山丹
作者:(新西兰)路易·艾黎著
ISBN:
价格:0.66
发行地:北京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出版时间(首):1984
页数:181页
开本:20厘米
一般附注:本书根据新西兰1967年英文版译出
《从牛津到山丹——乔治·何克的故事》一书180页。从中摘选部分
作者就中译本出版给译者的信：
亲爱的段津同志：在中国几乎没有宣传过乔治·何克。他一生的经历确实是丰富和有意义的。我为他母亲所写的这本篇幅不长的书，可作为关于他的一生的介绍。我想，将该书译成中文出版，将能鼓舞众多的人，并能加强真正的国际主义事业。
兄弟般的
路易.艾黎 1982.1.12
序
时间是难以用年月来衡量的。在八年抗战的漫长岁月里，从1937年到1945年8月抗战结束前不到一个月的这段时间，对于乔治·何克来说是度过了整整的一生。由中国革命的鲜血和激情浇灌的一棵幼小树苗，长成了坚实的大树。
在中国死去的英国青年很多、很多。他们有的是被强征入伍，在两次鸦片战争或在对太平天国进行干涉的战争中被送进坟墓的。他们穿着领子扣得紧紧的花哨军装，不是死于中暑或霍乱，就是被愤怒的人民所击毙。在中日沿海一带，为殖民主义送命的也不乏其人。但是乔治·何克却属于另一类英国人。他是出于对中国革命的信念而捐躯的。他触碰到了中国革命的火花，这一火花在中国大地上到处点燃了荡涤一切污垢的熊熊烈火，而乔治自己也成了这场越来越旺盛的熊熊烈火的一部分。
荏苒二十年过去了，乔治生前熟知的人们对他仍然记忆犹新。现在，我坐在北京，翻阅着他母亲给我送来的他写的信札和文章，择其要者，撰写进本书。乔治学习了中国革命，他对许多人来说，至今仍有着重要意义。他是中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之间的纽带。他的英名是永存的，而那些声称要“对付”中国的老牌帝国主义分子的浮华的称号却早巳为世人忘却，他们的铜像也已销熔，用来制作儿童玩具了。
美国大路上的游历既已完成，乔治就随姑姑去了日本。在日本，他发现平民百姓对日本政府的宣传竟深信不疑，认为日本军队是在帮助中国。他姑姑介绍他结识了和平主义者朋友。这些人急切想让他看看日本生活的圣洁方面。接着他来到可怜的、战乱中的、被占领的上海，看到那些悲苦凄惨的景象，感到十分震惊。日本军队和他在日本刚刚告别的人迥然不同。他们焚毁了四周围的村庄，用刺刀挑死了庄稼人，城里挤满了饥肠辘辘和流离失所的人们，他们你看我，我看你，瘦骨嶙峋，忍寒受冻，相继死去，唯一的生路是向侵略者屈服，拣拾废铁，供制造用于屠杀内地同胞的炸弹。乔治来到医院的伤兵中间，这些伤兵正死于饥饿和伤痛。他目击成千上万的家庭整个寒冬在石头路面上栖身，有一条麻袋作垫的人就算是幸运的了。妇女在水泥路上生育，如果有一张报纸遮盖身子聊以御寒那就是万幸了。旅行者们报道他们所见的惨状以及少年儿童如何因缺少新鲜食物和蔬菜而害了脚气病。
乔治决定在中国逗留一些日子，实地了解中国人民和他们面临的问题。到他该去印度并接着回国的时候，他对姑姑说：“对不起，姑姑，我不能丢下这些人们。”他确实永远没有丢下他们。他带着剩下的几英镑钱，启程前往当时各方的中心——汉口市，一面担任美国合众国际社自由撰稿记者，一面开始学习中文。
乔治在去内地的路上，他一觉醒来时忽然浑身颤抖，原来他得了伤寒，在发烧。事有凑巧，正好有一位新西兰护士在回冀西一所小医院的路上也到同一村庄歇脚。她用毛毯把乔治包起来，再把他塞上一辆大车，他们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着，两人都睡着了。后来她又以出色的机灵和勇气让他连被带人躺卧在毛驴的坐鞍上，自己则在一旁步行，晕后终于到达医院。凯塞琳.霍尔（中文名：何明清）在北京新政府成立后的头十年中曾从新西兰来进行过访问，那时她年逾七十，但仍然是一位出色的，身材细小的妇女，对中国人民的事业抱着热诚的信念，她对中国人的成就充满赞赏。她去石家庄瞻仰了白求恩陵墓，在抗战中，她曾用药品支持过这位加拿大医生。
乔治康复期间，熟悉了各种在中国抗日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民组织：“自卫团”、“农民会”、“工会”、“妇女会”、“儿童团”。一天，一群人骑马来到村里，给这位英国人送来了晋察冀游击区司令员聂荣臻的请帖。他们带着他来到了聂将军的司令部。他在将军的司令部访问了一个星期，受到很多启示，然后一起前往红色政权所在地阜平。路上他们停下来出席了“军民合作会议”和规模较大的“人民大会”。他们接着北行，发现红色政府原来就隐蔽在一座古庙里。
在全边区，寺院的和尚和游击队处得很融洽，在这个地方也不例外。学生团和代表团的紧张生活、办公室和紧随敌人脚跟的几百个政府机构进行的繁忙的联络工作，不断的电话，无线电报来往，对于这些，和尚们均视若不见，照样进行着古老而平静的佛教活动!
乔治写到了红军：“这是我生活过的全世界中最好的地方，是牛津大学也比不上的。”
聂将军要乔治参观整个地区，给他派了一个陪伴，四名警卫员，于是他们上马出发了。
一天，有电报说，已经作好安排，让一批护送人员通过危险的郑太铁路。乔治骑的是一匹日本人在山区拉车的马，铺盖卷权作马鞍。马儿踏着重步往南走着。到司令部后，乔治发现一匹漂亮的小马正在恭候他呢。他一直庆幸自己的运气好，不料那匹小马却把他摔倒在地，他的打字机、照相机、日记本和胶卷全部掉进了污浊的溪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