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安 - 人物简介
陈希安（1928—） 弹词演员。江苏常熟人。
1941年拜沈俭安为师习《珍珠塔》，一年后即与师拼档演出。1945年与师兄周云瑞拼档，任下手，声誉鹊起。为40年代后期“七煞档”之一。1951年加入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今上海评弹团），为首批入团的18位演员之一。1952年参加第二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赴朝鲜慰问。50年代以来演出的长篇有《荆钗记》、《陈圆圆》、《打渔杀家》、《党的女儿》、《年青一代》，中篇有《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王孝和》、《林冲》、《见姑娘》、《大生堂》、《恩怨记》等。70年代后期，先后与薛惠君、郑樱等拼档，改任上手。其说表清晰，口齿伶俐，擅长弹唱，工“薛调”。
代表性唱段有《十八因何》、《七十二个他》、《痛责》、《见娘》等。在演唱《王孝和》选段《党的叮咛》时，将“蒋调”旋律溶于“薛调”唱法之中，别具新意。任上手后，唱法有所变化，多以“沈调“为主，兼容“薛调”唱腔、更见深沉。
现任上海曲艺家协会理事。
陈希安 - 艺术经历
陈希安师承人称弹唱《珍珠塔》的“塔王”沈俭安先生，又有幸和师兄周云瑞拼档弹唱《珍珠塔》，美誉“小沈薛”，轰动书坛，名扬评弹界。他们出入书场、电台，在十里洋场演唱业务是应接不暇，去过杜月笙公馆，唱过堂会，也去过香港大名鼎鼎的百乐门娱乐场为香港观众演唱评弹。还有一次他曾经在太仓沙溪这样一个小码头上说书，遇到了国民反动派的恶棍，百般刁难，想欺压艺人，没想到陈希安先生年轻气盛，坚持真理，和他们斗了起来，以上这些都成为了昔日难忘的轶事。
建国后，陈希安先生以振作的精神，很快投入到革命文艺兵的队伍中，第一批加入了上海评弹团，接受革命教育，坚持为工农兵演出，和大家一起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演出中，先后参加了中篇评弹《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海上英雄》、《王孝和》的创作演出。1952年抗美援朝时，他还和唐耿良、朱慧珍等一起随祖国慰问团去朝鲜前线慰问演出，一颗炸弹在他身后爆炸，这并没有吓倒年轻的陈希安，弦索叮咚继续在硝烟弥漫的战壕中响起。
陈希安一生的精力，主要扑在他的看家书《珍珠塔》上，数十年间不断修改，不断提炼。1995年他与薛惠君所录制的长篇弹词《珍珠塔》是上海电视台《电视书苑》第一部播出的长篇评弹，2000年他和郑缨双档弹唱的《珍珠塔》，成为了中央电视台《电视书场》第一部播出的长篇评弹。他继承、传授，有望《珍珠塔》代代相传。在现场访谈中，他的学生郑缨和高博文畅谈师生之情，气氛十分感人，临场高博文还学唱了老师的一段代表作品。
陈希安的一生是快乐的，因为他所作出的努力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和喜欢。令他最最忘却不了的是他的前妻，也是他的同行，上海评弹团的著名演员张维桢。在现场陈希安先生回顾了张维桢，讲得是那么真切、动人，感染了大家。 陈希安先生是当今评弹界最负盛名的艺术家之一，在现场访谈中，有远在上海的评弹知音和陈希安先生电话交流，在座的一位年轻的评弹知音吐露了她对陈希安先生的无限崇拜。还有一位人称“宫牡丹”的画家，以画相赠，以表他的一片崇敬之情；更有一位来自东瀛的日本小姐，上台献花，表达了她对评弹的热爱。
陈希安 - 人物小传
一、跟着母亲到处听书
陈希安，学名陈喜元 ,小名阿喜，他的长辈们叫他喜官。陈希安是江苏常熟人，生于1927年。他的父亲叫陈幼泉，是常熟县政府里的一名税收员；他的母亲叫秦惠珍，年纪比她的丈夫小十五岁。常熟这地方历来出美女，秦惠珍姿色尤为出众。因她娘家开爿豆腐店，故以“豆腐西施”闻名远近。阿喜长相象他的母亲：天灵饱满、地角丰隆、鼻正口方、两耳贴肉，两眼灵活有神。阿喜从小就讨人喜欢，取名喜元就是表达了父母对这第一个孩子的喜爱。他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和一个后来领养的哥哥。一家六口，生活虽不富裕却也过得安稳。可是，就在阿喜十岁那年一场灾难降临了。
1937年8月13日，日本国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有一支日军从常熟浒浦登陆，一路杀向县城。城里居民听到炮声便仓促逃命。陈幼泉带了全家先是逃到乡下大寺桥朋友家中避难，接着又逃到小寺桥一带。白天，日本飞机在他们头顶上盘旋，眼看着一排排黑色的炸弹从天而降，呼啸声惊心动魄，爆炸声震耳欲聋。村庄在燃烧，牛羊四处乱窜，尸横遍野，血染庄稼。阿喜在惊恐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白天。晚上，就蜷缩在坟堂屋里。坟堂是有钱人家存放祖先灵位和灵柩的建筑，空敞阴森，向来没人愿意去住。可这时几乎所有坟堂里都挤满了难民和军队伤病员。炎热的夏天，坟堂里闷热难熬。更可怕的是日军突然闯入，见到伤兵就杀，不少难民也被当作伤兵惨遭杀戮。提起往事陈希安还心有余悸。
乡下并不比城里安全，阿喜一家终于随着人群又从乡下逃回到城里。陈幼泉在县政府里的差使丢了，只好开一爿烟纸店谋生。为了贴补家用，阿喜象他的同龄孩子们一样，每天抄着一只竹篮到街上去卖鸡蛋。顾客主要是当地人，有时日军营中也有人去采购鸡蛋。见到全副武装的日本兵，阿喜虽然恐惧，但是为了生活也不得不与之周旋。
“孩子大了，不读书不行啊。”阿喜的寄爹说，他是上海光华大学毕业生。在阿喜十一岁那年，他进了虞阳小学读三年级。接着，转到石梅小学读五年级。只读了半年，他的命运便发生了转变。
阿喜家住在一座名叫慧日寺的古庙后面，地名是寺后街吉翠园。常熟盛行听书，是江南有名的书码头。仅在吉翠园周围就有五家书场，其中以仪凤和湖园两家最为著名。秦惠珍是个书迷，只要有空就带着阿喜去听书。因此，凡是当时说书名家的演出，阿喜几乎都听过。这在评弹界称之为“奶水”吃得足，对他日后从艺大有裨益。阿喜也天生喜爱说书这门艺术，不少孩子进书场只是为了吃些零食和点心，阿喜是真正来听书的。他特别喜欢听有说有唱的弹词，回到家里就抱起一把蒲扇，扇柄朝上算作琵琶，象模象样地一边“弹”，一边唱，自得其乐。邻居们都说他唱得入调，是块说书的料子，秦惠珍听了不免动心。
那时,说书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十分风靡,小有名气的评弹演员收入就很可观。而且吃住全有书场老板承担,招待大多很热情。秦惠珍想，要是让阿喜去学说书岂不是捧上了金饭碗！于是她有意带着阿喜到处去听书，又委托一位叫李筱珊的老乡邻，为阿喜寻找一位名师。1943年年初，这是阿喜永远难忘的日子，机会随着春节来到了。
二、学艺四年帮四年
那年春节，湖园书场从上海请来一位大紫大红的弹词名家，他叫沈俭安。沈俭安擅唱《珍珠塔》，他的唱腔清雅飘逸，寓苍劲于柔糯之中，称为沈调，是评弹音乐中最为流行的流派唱腔之一。沈俭安表演时，手势、面风、眼神和语言密切配合，有出神入化之妙。自 1924年起，他一直和其师弟薛筱卿拼档，他俩有“塔王”之称。这时，他刚与薛筱卿拆档，正在和他的学生李念安拼档。李念安艺术水平不低，可惜经常生病。因此，沈俭安此番到常熟去演出，还想找一个天赋条件好的徒弟，以便将来与他拼师徒档。沈俭安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的朋友李筱珊，经李筱珊介绍，双方一拍即合。
要投拜象沈俭安这样的名师，拜师金少则十担米钱，多则二三十担。陈家哪来那么多钱？！幸亏沈俭安好说话，尤其是他看中了聪明伶俐的阿喜，因此答应免收拜师金。不过要订个契约，规定学四年，帮四年。在这八年中，沈俭安只管阿喜的吃住和衣着，今后阿喜和老师拼档演出不拿包银，以补偿这笔拜师金。这叫“树上开花”，评弹界有这个惯例。
1941年夏历四月初八，沈俭安演完年档离开常熟前去无锡，阿喜随师同行，正式开始了他的从艺生涯，是年他十四岁。在无锡，阿喜一面听书，一面向师叔朱霞飞、师兄李念安、吕逸安、汤乃安学习弹唱。除了学艺，他一有空就帮助师母抱孩子、洗水烟筒、买东西、做家务。他做事主动勤快，言行得体，深得老师和师母的信任。同年年底，阿喜跟着老师来到上海，住在大世界对面的久安里4号。他的床铺搁在灶间旁边、楼梯底下，周围都是煤球炉和煤球箩。老师每天赶场子坐的是包车，这是一种由人力拉动的两轮车。蓬顶由牛皮制成，两侧装有玻璃灯；踏脚上铺有绒毯，座后还插一根漂亮的鸡毛掸帚。在四十年代初，包车是上海除了汽车之外最讲究的交通工具。
阿喜每天下午和晚上都是跟在包车后面奔跑，去各家书场听书的。上午练习说唱并抄写《珍珠塔》脚本。他用毛笔抄在帐簿上，一共抄了五大本，现在存放在上海评弹团的资料室里。《珍珠塔》的语言精美，唱词雅驯，是评弹界一致公认的才子书。阿喜通过抄剧本、读剧本、背剧本，文化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经过一年多的苦练，阿喜的说表弹唱有了一定的基础，脚本也已经抄好。于是在1943年年初，阿喜开始和老师拼师徒档演出，艺名陈希安。刚开始时他只唱一首开篇，说一成书，以后逐步增加。契约上虽然写明“学四年，帮四年”，事实上沈俭安很宽容，至少拆给他一成包银，后来增加到两成。因此陈希安不满十七岁，已经能挣钱了。
沈俭安在经济上对学生很宽容，可是在艺术上却很严格。有一次在常熟梅李镇与评话家虞文伯敌档。虞文伯擅说《济公传》，他起济公脚色时，斗鸡眼似睁似闭，面颊颤抖，浑身牵动，佯狂之态真是不同凡俗，所以有“活济公”之称。这次，虞文伯做龙园，沈俭安和陈希安做畅园。两家书场，一河相隔，竞争激烈。有一天正好说到“婆媳相会”，那是《珍珠塔》中的一段关子书，场内几近满座。这时，陈希安非常得意，一得意便想入非非。这下可出事了。他把老师丢过来的一个“钩子”忘了接上，顿时场子里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冷场局面。沈俭安气得将三弦往书桌上一扔，当着全场听众的面对学生严厉训斥：“你在转什么念头？”
陈希安羞得满脸通红，真是少个地洞钻钻啊！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在台上想入非非了。
三、一句赠言受益一生
一天上午，陈希安正在专心练习下午要演唱的篇子，突然背后传来一声清脆高亮的声音：“喜官，你在练唱啊？”
陈希安回头一看大为惊喜。此人四十多岁，面容清瘦，身材修长，穿一件淡灰色长衫，举止文雅潇洒。他就是擅唱《描金凤》、有“描王”之称的评弹界一代宗师、夏荷生先生。夏荷生对说、噱、弹、唱、演无不精通，评弹历史上不少风云人物，如严雪亭、张鉴庭、刘天韵、杨振雄、姚荫梅、张鸿声等，他们表演风格的形成，均受夏荷生的影响。此时，他正在梅里附近的浒浦镇演出，那天“描王”前来拜会“塔王”。陈希安慌忙起身，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阿叔”。
“喜官，”夏荷生说，“你在台下练唱的音调，应该比台上唱的要打高一个字。”说完，他笑着点了点头就走了。
“描王”素来有点石成金之能，后辈们对他的指点都奉若神明。从此以后，陈希安每天练唱时总是把音调打高一个字。台上他唱“A”字调，台下练唱他定音“B”字调。这样长时期的从难从严练习，终于使他打下了扎实的功底，演出时，他总能轻松自如，游刃有余。在最繁忙的年代里，他每天要赶七八家场子。有时连演几回唱工书，但他的嗓音总是处于良好状态。现在，他年过七十，仍能唱“A”字调。1997年，他动了甲状腺手术，两片声带中有一片已经失去了功能，他自嘲为“单声道”。可唱起来还是那么亮丽流畅，听众们根本就听不出他是靠一片声带在演唱。
有一次，一位喉科专家（也是评弹迷）在给他做检查时，连连称奇，并传唤周围的年轻医生们过来看那奇特的“单声道发生器”。说道：“只靠一片声带能唱出这样美妙的声音真是奇迹，这就叫艺术功底啊！”
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这种艺术功底的形成，主要是陈希安几十年来在练唱时“打高一个字”。
四、周陈响档走红书坛
抗战胜利时，陈希安正跟着沈俭安在上海郊区南翔镇演出。这时，他上台将近两年了，艺事已有长足的进步。突然，上海的沧洲、东方和大陆三家大型书场的老板一起来到南翔。他们来劝说沈俭安重新和薛筱卿拼档，以振“塔王”雄风，沈俭安同意了。在老师的安排下，陈希安开始和他的师兄周云瑞拼档。
周云瑞出身于京昆世家。他的祖父周世钊是清代光绪年间上海有名的昆剧“全能小生”；他的父亲周凤文，艺名夜来香，为南派京剧名角。周云瑞既能京昆，又擅国乐，更有扎实的评弹功底。他不仅多才多艺，而且为人正直厚道。陈希安经常深情地说：周云瑞手把手地教他说书，他更从周云瑞身上学到了做人的道理，周云瑞是他的良师益友。
1946年秋天，周云瑞、陈希安去湖州的吴兴书场开青龙（首演于新开书场）。湖州是浙江的书码头，吴兴书场附近还有两家书场。一家由朱小祥、赵稼秋演唱《啼笑因缘》，另一家由刘天韵、谢毓菁演唱《落金扇》。朱赵档擅噱，刘谢档擅演，周陈档擅唱，他们各展所长，有口皆碑。
在湖州尚未演满一个月，周陈档便接到评话家张鸿声的来信，邀请他们在湖州剪书（演毕）之后，立即去上海沧洲书场演唱。沧洲书场是当时上海最高级的书场之一，谁能在那里站稳脚跟，谁就能走红书坛。周云瑞、陈希安怀着兴奋和恐惧的复杂心情去往上海。
他们演的是中场，一共三档书：头档是严雪亭的《杨乃武》、送客是张鸿声的《英烈》。严雪亭和张鸿声正是红得发紫的时候，周陈档夹在他们中间，既是受保护，也是受煎熬。
“有本事，楼上楼；没本事，搬砖头。”张鸿声对他们说。等到一期（约三个月）演完，周陈档终于上了楼。听众们说，他们的说唱风格和沈薛档有异曲同工之妙，称之为“小沈薛”。于是，书场和电台的聘书合约如雪片飞来。那年，陈希安十九岁，周云瑞二十五岁，可算是当时最年轻的响档。
自从沧洲书场一炮打响以后，他们被吸收到当时掌管着书场调度大权的张鸿声麾下，周陈档和说《玉蜻蜓》的蒋月泉、王伯荫，说《十美图》的张鉴庭、张鉴国，说《三国》的唐耿良，说《张文祥刺马》的潘伯英，说《水浒》的韩士良，再加上张鸿声本人，一共七档，经常在一起演出。他们几乎垄断了上海和江浙一带的好书场。演到哪里，哪里爆满，致使一般的评弹演员叫苦连天。有人在报上撰文骂他们是凶神七煞，因此评弹界称他们为“七煞档”。1948年“七煞档”分裂，周陈档和张鉴庭、张鉴国，蒋月泉、王伯荫，还有唐耿良，一共四档，抱成一团，在书坛上叱咤风云，被称为“四响档”。
“七煞档”和“四响档”虽遭到同行非议，但他们在一起经常研究和改革艺术，相互指点，共同提高。如周云瑞和陈希安，他们一面苦攻专业，一面勤学文化。因此周陈档演唱《珍珠塔》，不仅弹唱俱佳，而且富有书卷气，继承发扬了沈薛档的高雅风格。应该说，当时的这些年轻人，对评弹艺术的发展，起过正面的历史作用。
五、“人民当家做主人”响遍江浙沪
从香港回来，四响档审时度势，认为单干已经没有出路，惟有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评弹事业和演员本人才有前途。他们把这个想法向军管会作了汇报。为了使这一要求得到批准，大家把工资标准定得很低，陈希安每月一百二十元。这时他已经成家，既要抚养父母、妻子和女儿，还要偿还在结婚时背上的债务。为此，他只得把在延安中路叶子咖啡馆楼上的住房顶掉，让新婚的妻子带了孩子住到常熟老家去。
经过军管会文艺处的批准，1951年1月，以四响档为基础，共有十八位演员组成的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宣告成立，并立即去安徽治理淮河的工地上深入生活。他们住在称之为“列宁式工棚”的滚地笼里，吃的是高粱米，睡的是烂泥地。这对于舒适惯了的响档先生来说是一记“下马威”。他们经受了三个月的考验后回到上海，编演了中篇评弹《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个作品以其形式的新颖和题材的合适而轰动一时。其中，陈希安有一档名为“人民当家做主人”的篇子，唱得高昂流畅，刚柔兼备，具有独特的风格，极受欢迎。此曲灌成唱片后传遍江浙沪城乡。不少老听客称这种唱腔为“陈希安调”，他的名声也因此而大增。
陈希安性格开朗，心胸坦荡。他对工作从不挑剔，安排他干什么他就尽力去做。他在中篇《王孝和》、《方卿见姑娘》中唱主角；在《老地保》、《江南春潮》中唱配角。不管唱主角或配角他都演得出色，给听众留下美好的印象。
他曾赴朝鲜、以及东北和西北地区巡回演出。有时很艰苦，有时很危险，他都能泰然处置。去朝鲜时尚在打仗，山路崎岖，又遭轰炸，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只有一个想法：死了是光荣的。
他对青年关怀备至。师兄周云瑞的儿子当了上海评弹团的团长，他这个阿叔辈子以副团长身份热情辅佐。工作上有了偏差，他出来承担责任。
青年演员高博文的《珍珠塔》唱本不全，陈希安把自己在八十年代中，和其师兄倪萍倩共同笔录的全部演出本无偿送给了他。这部唱本已比原来的《珍珠塔》脚本有了发展，这是陈希安几十年来心血的结晶，也是他长期努力学习文化的见证，弥足珍贵。
2001年，在他七十二岁高龄时，又完成了上级交与的、录制八张光盘的任务，以便把《珍珠塔》中他最拿手的段子留给后人。
与人为善，豁达大度，乐观知足，心平气和，这就是他常青的秘诀。
六、甘蔗老头甜越老越新鲜
1998年3月，笔者和陈希安先生同去台湾的几所大学介绍评弹艺术。一天晚上，在住所听到他以浓重的常熟口音与人电话交谈，见他兴奋的情绪中洋溢着一股纯真的稚气。
他告诉我，和他通电话的是他住在台北的哥哥，长他七岁，抗战时期加入国民党伞兵部队。1947年他在苏州演出时，哥哥正驻防当地，他们经常相聚。虽说是表兄弟，却也情同手足。1949年初，陈希安的弟弟随着其表兄去了台湾，此后相互间三十余年没有音信往来。改革开放以后，他的兄弟带着他们的家人数度来到大陆探亲。陈希安的一位侄女婿是国民党的空军将领，九十年代初他来沪探亲时，曾受到上海一位副市长的宴请。后来，陈希安的哥哥卧床不起，无法再来大陆，他一再邀请弟弟去台湾晤面。只因海峡两岸尚未三通，未能如愿。这次愿望实现了，怎不令他高兴？
“你是共产党员，你的哥哥和弟弟都是国民党员，而且一个是上校，一个是上尉，你们之间有什么隔阂吗？”当时我问道。
“有什么隔阂？”陈希安反问道，“我们在一起谈论家事，回忆过去，从来不谈国共两党的历史宿怨。交谈时都讲一口道道地地的常熟话，亲切和睦，这就叫血浓于水啊！”
陈希安结过三次婚。第一任妻子是位电台播音员，她的文化背景和他完全不同。她喜欢音乐、跳舞；他喜欢京昆戏曲。她要求两人世界，过小家庭生活；而他却是家乡有名的孝子，要和父母同住。这样，难免发生纠葛，最终夫妻“和平分手”，育有三个女儿。第二任妻子是上海评弹团的演员，叫张维桢。她既是位好演员，又是位好妻子。在文革中他们患难与共，可惜她去世很早，育有两个儿子。第三任妻子比他年轻许多，是位公司职员，性格温柔，对丈夫体贴入微，最近退休。三位妻子经历不同，性格各异，却有共同之点：美貌贤惠，热爱丈夫。陈希安也热爱他的妻子和满堂子孙。现在小辈们散居四方，因此他经常带着妻子去探望他们。国内走走，国外兜兜，好不快乐。
江南人有句老话，叫“甘蔗老头甜，越老越新鲜”，这句话应在陈希安身上倒也十分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