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月大师

　　宗月大师(1880-1939)，俗姓刘，名寿绵，满族，是京城粤海刘家的独生子。刘家是内务府人，因祖上曾在广东负责海外贸易，所以冠以“粤海”二字。宗月大师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富家子弟，原本北京西直门大街一半都是他家的产业。老舍笔下的宗月大师，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不惜自己及家人受苦，也要帮助穷人。

　　宗月大师出家前，人称“刘善人”。1925年出家，拜北京西四广济寺住持现明和尚为师，法名“宗月”。

　　抗战爆发，宗月大师积极声援中国军民的抗日行动。北京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各种手段威胁宗月大师，让其加入日伪组织的佛教会、授予“满洲国师”称号、邀请其访日，这些都被宗月大师严词拒绝。对京津一带出现的大量难民，宗月大师则关心备至，积极组织救济，得到难民的爱戴。

　　最值得称道的是，宗月大师冒着生命危险，掩埋了抗日战争中阵亡的中国军民遗骸。1937年年底，日军占领北京城，日本人打扫战场时，只掩埋或火化日军士兵遗体，对中国人的遗骸不管不顾，北京周边战场上数千具中国人的尸体暴露荒野。

　　日本人不掩埋中国军民的遗体，而许多中国人因为怕被日伪政府怀疑“通敌”，也不敢去收尸。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不让阵亡的抗日军民暴尸荒野，宗月大师毅然手举一面自己设计的大旗，领导数十名僧人和少数青年俗人，去掩埋中国军民的遗骸。在寒冬中，他们持续工作了一个多月，找到并掩埋了3000多具尸体。由于气候恶劣，加之年老体弱，宗月大师很快就病倒了，但他坚持掩埋完最后一具尸体，才同大家一起回城。在掩埋过程中，他们也会发现日本士兵遗体，宗月大师本着佛教的悲悯精神，也会将日兵遗体一并掩埋。

　　宗月大师掩埋抗日军民遗体的事情被日本侵略者得知后，宗月大师立刻被逮捕，但日伪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不久又将宗月大师释放。

　　从宗月大师在抗日期间的所作所为，可以感受到宗月大师作为中国僧人的崇高品质。宗月大师悲悯众生，爱国爱教，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敬仰，大师“圆寂后出殡时，半个京城的贫民，自动走上街头为他送葬。他们都是受过他恩惠的百姓，成为沦陷的北京城内一桩盛事。”（悟性法师《散金碎玉集》第一篇《梦》）

　　“此公姓氏君知否？三十年前刘善人。”宗月大师无论出家之前还是之后，都真正做到了无私、无我，一心惦念着穷苦百姓，是现实中的“活菩萨”。近代净土大德夏莲居居士，在宗月大师仙逝后，曾作4首挽诗，最后一首诗赞扬他：

　　成佛还须先作人，凭将忠孝显空门。十方赞叹龙天敬，即是名为报佛恩。（余常谓宗公于佛法为忠臣，于师门为孝子。）

　　“佛家忠臣，师门孝子”这一称号，宗月大师是当之无愧的。面对日本侵略者，宗月大师表现出中国人的民族气节，确实是国家忠臣，体现了佛教的大无畏精神；面对穷苦百姓，宗月大师表达了无限的怜悯，并进行了竭尽所能的救济，是佛教慈悲精神的最好说明。（信息来源：中国民族报）

　　老舍在自己的一生中常常是以“宗月大师”的向善、助人做为自己学习和效法榜样的。他不仅在青少年时期曾经积极地参加过一些佛教的慈善活动，而且即使到了晚年也仍保持着助人为乐的品格，以至于老舍挚友萧伯青在听了“宗月大师”的事迹后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说：“老舍先生就是宗月大师”。如果说对老舍青少年时期影响最大的人首先是他的母亲的话，那么第二个人就是“宗月大师”了。

　　他并非老舍先生学堂里的老师，但却是影响老舍先生人生的一位重要的人。老舍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正因为有这位由富至贫先生的资助 。 宗月大师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了老舍，他并非他的老师，但是却是让他受益匪浅的一世之师。

老舍——宗月大师

　　宗 月 大 师

　　在我小的时候，我因家贫而身体很弱。我九岁才入学。因家贫体弱，母亲有时候想教我去上学，又怕我受人家的男侮，更因交不上学费，所以一直到九岁我还不识一个字。说不定，我会一辈子也得不到读书的机会。因为母亲虽然知道读书的重要，可是每月间三四吊钱的学费，实在让她为难。母亲是最喜脸面的人。她迟疑不决，光阴又不等待着任何人，荒来荒去，我也许就长到十多岁了。一个十多岁的贫而不识字的孩子，很自然的去做个小买卖——弄个小筐，卖些花生、煮豌豆、或樱桃什么的。要不然就是去学徒。母亲很爱我，但是假若我能去做学徒，或提篮沿街卖樱桃而每天赚几百钱，她或者就不会坚决的反对。穷困比爱心更有力量。

　　有一天刘大叔偶然的来了。我说“偶然的”，因为他不常来看我们。他是个极富的人，尽管他心中并无贫富之别，可是他的财富使他终日不得闲，几乎没有工夫来看穷朋友。一进门，他看见了我。“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他问我的母亲。他的声音是那么洪亮，（在酒后，他常以学喊俞振庭的《金钱豹》自傲）他的衣服是那么华丽，他的眼是那么亮，他的脸和手是那么白嫩肥胖，使我感到我大概是犯了什么罪。我们的小屋，破桌凳，土炕，几乎禁不住他的声音的震动。等我母亲回答完，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谁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二天，我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这位阔人去入学。学校是一家改良私塾，在离我的家有半里多地的一座道士庙里。庙不甚大，而充满了各种气味：一进山门先有一股大烟味，紧跟着便是糖精味，（有一家熬制糖球糖块的作坊）再往里，是厕所味，与别的臭味。学校是在大殿里，大殿两旁的小屋住着道士，和道士的家眷。大殿里很黑、很冷。神像都用黄布挡着，供桌上摆着孔圣人的牌位。学生都面朝西坐着，一共有三十来人。西墙上有一块黑板——这是“改良”私塾。老师姓李，一位极死板而极有爱心的中年人。刘大叔和李老师“嚷”了一顿，而后教我拜圣人及老师。老师给了我一本《地球韵言》和一本《三字经》。我于是，就变成了学生。

　　自从做了学生以后，我时常的到刘大叔的家中去。他的宅子有两个大院子，院中几十间房屋都是出廊的。院后，还有一座相当大的花园。宅子的左右前后全是他的房屋，若是把那些房子齐齐的排起来，可以占半条大街。此外，他还有几处铺店每逢我去，他必招呼我吃饭，或给我一些我没有看见过的点心。他绝不以我为一个苦孩子而冷淡我，他是阔大爷，但是他不以富傲人。

　　在我由私塾转入公立学校去的时候，刘大叔又来帮忙。这时候，他的财产已大半出了手。他是阔大爷，他只懂得花钱，而不知道计算。人们吃他，他甘心教他们吃；人们骗他，他付之一笑。他的财产有一部分是卖掉的，也有一部分人骗了去的，他不管；他的笑声照旧是洪亮的。

　　到我在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已一贫如洗，什么财产也没有了，只剩了那个后花园。不过，在这个时候，假若他肯用用心思，去调整他的产业，他还能有办法教自己丰衣足食，因为他的好多财产是被人家骗了去的。可是，他不肯去请律师，贫与富在他心中是完全一样的，假若在这时候，他要是不再随便花钱，他至少可以保住那座花园，和城外的地产。可是，他好善。尽管他自己的儿女受着饥寒，尽管他自己受尽折磨，他还是去办贫儿学校，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忘了自己。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和他过往的最密。他办贫儿学校我去做义务教师。他施舍粮米，我去帮忙调查及散放。在我的心里，我很明白：放粮放钱不过只是延长贫民的受苦难的日期，而不足以阻拦住死亡。但是，看刘大叔那么热心，那么真诚，我就顾不得和他辩论，而只好也出点力了，即使我和他辩论，我也不会得胜，人情是往往能战败理智的。

　　在我出国以前，刘大叔的儿子死了。而后，他的花园也出了手。他入庙为僧，夫人与小姐入庵为尼，由他的性格来说，他似乎势必走入避世学禅的一途。但是由他的生活习惯上来说，大家总以为他不过能念念经，布施布施僧道而已，而绝对不会受戒出家。他居然出了家，在以前，他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他也嫖也赌。

　　现在，他每日一餐入秋还穿着件夏布道袍。这样苦修，他的脸上还是红红的，笑声还是洪亮的。对佛学，他有多么深的认识，我不敢说。我却真知道他是个好和尚，他知道一点便去作一点，能作一点便作一点。他的学问也许不高，但是他所知道的都能见诸实行。

　　出家以后，他不久就做了一座大寺的方丈。可是没有好久就被驱除出来。他是要做真和尚，所以他不惜变卖庙产去救济苦人。庙里不要这种方丈。一般的说，方丈的责任是要扩充庙产，而不是救苦救难的。离开大寺，他到一座没有任何产业的庙里做方丈。他自己既没有钱，他还须天天为僧众们找到斋吃，同时，他还举办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穷，他忙，他每日只进一顿简单的素餐，可是他的笑声还是那么洪亮。他的庙里不应佛事，赶到有人来请，他便领着僧众给人家去唪真经，不要报酬。他整天不在庙里，但是他并没忘了修持；他持戒越来越严，对经义也深有所获。他白天在各处筹钱办事，晚间在小室里作工夫。谁见到这位破和尚也不曾想到他曾是个在金子里长起来的阔大爷。

　　去年，有一天他正给一位圆寂了的和尚念经，他忽然闭上了眼，就坐化了。火葬后，人们在他的身上发现许多舍利。

　　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言行是与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在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

　　他是宗月大师。

　　载一九四零年一月二十三日《华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