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慎吾

　　1930年拜河南名医朱壶山为师。1936年于临诊之余，致力于中医教育。1938年经朱壶山推荐，受聘于北京国医学院，讲授《内经》与《伤寒论》。

       1940年该院被迫关闭后，他不顾日伪当局对中医的摧残和迫害，一面临诊行医，一面带徒授课。抗战胜利后，将带徒传艺变为集体授课，一面给学生讲授《伤寒论》、《金匮要略》，一面带学生临床实习。至1948年，终于创立了“私立北平中医研究所”。

     1949年后，他参加了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医研究所的工作。同时，扩大了他创办的中医研究所的招生。并先后在门头沟与丰台区没立了分所。1955年，私立北京中医研究所已逐步发展成为初其规模的中医学校，在校学生达400余人。

       1956年，为了进一步扩大中医教育，增设了课程内容，并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批准成立“私立北京汇通中医讲习所”，全市招生，考试合格者入学，学制3年半，敦聘了北京名医、学者耿鉴庭、谢海洲、赵绍琴、穆伯陶、许公岩、马秉乾、于道济、马继兴、许作霖、余无言、卢英华等讲授医史、中药、方剂、内经、难经、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针灸、正骨、按摩课。并增加了政治理论及部分西医基础课程。

　　1956年，北京中医学院成立，他由中医研究院调往北京中医学院，担任《伤寒论》教学，并出任伤寒教研组长。

　　1959年，将其创办的北京汇通中医讲习所交北京市中医学校接办。

　　他一生治学《伤寒论》，早年以《内经》释《伤寒论》，中年以各家之说注《伤寒论》，晚年以临床实践验证《伤寒论》。在教学时，要求学生从《伤寒论》原文入手，要做到使《伤寒论》脉证方药了然于心，方可融汇贯通。

　　他多次参加全国《伤寒论》教材审定会，在审定会上反复强调《伤寒论》条文必须顺序不变的见解。

　　1962年，当他见到本科学生基础课不够，基本功不牢，如此下去，实难担当发展中医之重任时，即与秦伯未、李重人、于道济、任应秋五位学者联合上书卫生部，强调一定要加强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和保证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提出“要先继承好，才能有提高”的口号。

　　1971年，临终前，为了帮助青年教师开课，带病写了《伤寒论》教学参考资料万余言。

　　陈慎吾，字祖望，号绳武，福建省闽侯人，生于1897年，卒于1972年。出身儒门，幼承庭训，饱读经史，以儒通医。后因族人患病误于庸医之手，乃致力歧黄。又在姑父、同仁堂族长乐铎的支持下，在京悬壶。1930年拜河南儒医朱壶山为师，尽得其传。

　　1935～1938年，与胡希恕在西城区灵境胡同成立“国医著者联合诊所”。

　　1936年鉴于中医事业日渐衰弱、后继乏人，遂于临床之余，致力中医教育，白日临诊，夜晚课徒。

　　1938年由朱壶山推荐，执教于孔伯华主办的北平国医学院。又因其胞姐与施今墨有同寅之谊，故与孔、施二老过往甚密，从中受益匪浅。1948年创办“北平中医研究所”，1949年改称“北京中医研究所”。

　　1954～1956年，参加中医研究院的建院工作。

　　1956年，在“北京中医研究所”基础上成立“私立汇通中医讲习所”。同年，调入北京中医学院，担任伤寒教研组组长、院务委员会委员。曾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会委员。

　　1962年，与秦伯未、李重人、于道济、任应秋一起，联名致信卫生部，对当时中医学院的教学工作提出了看法与建议，强调一定要加强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

　　“文革”开始后，这个报告被康生等人定性为“反党纲领”，成了闻名全国的“五老上书”事件，受到了残酷的迫害，身心俱残，终于1972年含冤病逝。

　　陈慎吾认为，张仲景确立的辨证论治法则，揭示了证、方、药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从方药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有药无方只能治症，而不能治病；

　　有方无药，不会随证化裁，则不能适应临床变化的需要，所以治病必须有方有药。只有掌握了《伤寒论》六经病脉证并治，才能以不变应万变，临证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他以为，《伤寒论》中的方药，验之临床，无不有效。至于制方调剂，规律严谨，一药之差，或分量之变，则方义不同，治疗亦因之而异。用方应有“方证”，方证就是用方的证据，证据既包括了病机，又包括病机反映在外的证候。张仲景的学术思想，对后来方剂制方原则如寒热杂投、升降相因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陈慎吾一生治学《伤寒论》，早年以《内经》释《伤寒论》，中年以各家之说注《伤寒论》，晚年以临床实践证《伤寒论》。他崇尚仲景学说并以之指导临床，如擅用桂枝汤、麻黄汤、白虎汤、承气汤、小柴胡汤、柴胡桂枝汤、桂枝加葛根汤诸方剂以治因外邪引起的各种急性热病。在治疗内科杂病时，用桂枝甘草汤、苓桂术甘汤、炙甘草汤、瓜蒌薤白汤等剂治疗心疾。治疗肝病，以柴胡剂为主，把柴胡剂作为一味药来应用。他遵循保胃气的法则，常用理中汤、泻心汤、旋复代赭汤诸方治疗不同类型的脾胃病。喜用小青龙汤、射干麻黄汤、麻杏石甘汤、葶苈大枣泻肺汤、麦门冬汤诸方以治肺病。惯用八味丸、四逆辈以治肾阳不足之证。常用桂枝汤、当归芍药散、桂枝茯苓丸、桃核承气汤、抵挡汤（或丸）、四逆散、半夏厚朴汤、温经汤、芎归胶艾汤等辨治妇科疾患。

　　陈慎吾毕生致力于中医教育事业，不仅执教于北平国医学院，还亲自试办小型中医学习班。共培养学生千余人，遍布全国各地。为强调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曾与秦伯未、李重人、于道济、任应秋一起，拟订《对修订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意见》并上书卫生部，提出了代表老一辈中医学者共同心愿的“要先继承好，才能有提高”的口号，为近现代中医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8月8日，著名伤寒学大家陈慎吾的弟子陈幼生传统收徒仪式在孔医堂拜师厅举行，陈幼生首先向张仲景像、陈慎吾人像上香。随即李吉呈拜师帖并向陈幼生先生跪拜三叩首奉茶以敬。陈幼生先生回赠收徒帖。此次拜师活动也是孔医堂传统中医拜师筹委会的成立仪式，将让名老专家的行医、做人得到传承，也给广大中医从业者提供一个与名家学习的平台。

“小儿张”历11代传承本色不改

          在中医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医治急症原本并非难事，相反，在明清时期我国中医治疗急症曾发展到很高水平，形成了完整理论体系并积累下大量临床经验，并总结出很多有效的方剂。可惜自19世纪初以来，受西医的猛烈冲击，传统中医日渐式微，衰减至今，能看急症的中医已凤毛麟角。

    但张吕夫是个例外。作为闻名于京冀地区的“小儿张”第11代传人，他不但在医治小儿诸症方面承继了家传，而且也成功承继下了“小儿张”以中草药治疗急症的绝招儿。

“赛神仙”一语否定“传奇”

    如今名动京城的小儿张，指的是其第11代传人张吕夫。

    张吕夫看病，舌诊、脉诊、指诊相结合，一个中号手电筒不离左右，用来查看小孩子的咽喉状况。他号脉奇准，总是迅速说出患者的症状所在，令患者称奇。面对患儿家长赠送的“赛神仙”雅号，老先生大笑，一语道破天机：“哪有什么神仙，我是u2018小儿张u2019啊，对不会说话的小儿怎么问诊”的确，医家古语说得明白：自古小儿最为难，丝毫之差千里远，气血未充难诊脉，神智未发不能言。面对尚不能言的小孩子，“小儿张”的历代传人练就不问诊也能“赛神仙”的脉诊功夫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张老先生说，其实诊脉就是一个聆听身体对疾病反映的过程——左手心肝肾，右手肺脾命，真正的中医都可以通过诊脉，对人体五脏六腑阴阳气血变化做一个整体了解，并无神奇之处。这是一门古老的科学，只不过如今真正懂中医的人越来越少，才成了“传奇”。

验、便、贱的传承之路

    张吕夫祖上世代为医，且均以儿科、妇科为专长。他的祖父张广元(号镇望)、父亲张宇石(号荣斌)医术都很高超，在临榆、山海关一代非常有名，分别被当地百姓尊称为“老小孩儿张”、“小孩儿张”。

    张吕夫的童年，是在备受病患敬重的祖父身边度过的。由于每天都围在老人身边玩耍，看他如何为病人诊脉、开方，张吕夫很自然地也对中医产生了兴趣。从四五岁起，他便跟着祖父认一些简单的中草药，并在祖父引导下把《汤头歌》当成儿歌来背诵。年纪稍长，张吕夫开始在自家开的同育堂药房里帮祖父和父亲整理、加工药材，并经常好奇地学着大人们的样子闻甚至品尝各种药材的味道，由此逐渐对很多中药的药性有了进一步了解。如今回想起年少时的这段经历，老先生颇多感慨：“这种耳濡目染的家传教育让我在不知不觉中学到很多中草药知识，这其中有很多是无法从书本上学到的。要知道，在中医领域u2018医u2019与u2018药u2019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一个真正的中医，只有在透彻了解药物的归经主治的前提下，才可能做到准确加减配伍开方抓药，治病救人。”

    学中医讲究悟性，对很多知识的了解并非单纯依从于医书，而是必须经历一个长期的临床实践过程。张吕夫拥有得天独厚的家传实践基地，在熟稔了各种中草药的药源、药性之后，他开始追随在祖父和父亲身旁抄方问诊。新中国成立后，张吕夫随父亲迁居北京，并于1955年拜我国著名伤寒学派学者陈慎吾为师。此后，历经多年临床实践的积累，他逐渐成长为名满京城的“小儿张”第11代传人。

    作为国家薪火计划3+3中医传承人、陈慎吾的亲传弟子，张吕夫在医治妇科及内科诸症方面均颇有建树。但毫无疑问，儿科才是他最擅长的主业，找他看病的患者也几乎有半数是孩子。

    “欲得小儿安，常带饥与寒。肉多必滞气，生冷定成疳。胎前防辛热，乳后忌风参。保养常如法，灾病自无干。”提起患儿，老先生首先说了这段“保生歌”，他解释说，寒热虚实，病之所起。小孩子天真无邪、无忧无虑，他们的病绝大多数都是脾胃失调，惊热等外因造成，因此起居饮食非常重要。老先生说，上医治未病，小孩的父母实际上就相当于孩子们的上医。

    “小儿张”历代传人行医都遵从验(有效)、便(方便)、贱(便宜)这三条祖训，张吕夫自然也是一直依祖训行医。但近年来他越来越感到无奈——验(有效)、便(方便)这两点仍能做到，而贱(便宜)这一点，却越来越难。

    中医界的人都知道，药材地道与否是方剂效力如何的基础，没有好的药材，再好的方剂也无力回天。张吕夫说，古人讲“一方草木治一方病”，是非常有道理的。比如贝母是产自四川的才好；菊花以杭州产的为佳；东北产的人参、鹿茸都是带火的等等。过去我们的中药材不但品种比现在丰富，而且都是野生的，药材地道，药效就有保证。而如今我们所使用的中药材则大部分是人工种植，更重视的是产量，琢磨的是怎样让中药长得快、收成好，种出的人参甚至比萝卜还大，其疗效怎么可能不大打折扣

    曾有患儿家属向张吕夫反映：吃了您的药效果很好，就是药量能不能少一点，小孩子喝起来费劲儿啊。张吕夫唯有苦笑：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总不能背上药篓进山采药吧只有在开方时审慎地适当加大药量，以达到祖传方剂预期的治疗效果，这已经是他力所能及的最佳选择了。

在中医药世界里“探秘攻坚”

    尽管主业是儿科，张吕夫并不拘泥于此，近年来还花费颇多心力研究杂症，颇有所得。老先生说，许多杂症及慢性病虽然无碍生命，但非常折磨人，有些病用西医的方法的确很难查出病因。而中医讲究辨证施治，同时又注重整体观，往往能洞悉到隐藏在表面症状下的真正病因所在，进而去伪存真，对症下药。他举例说，比如最简单的咳嗽，一般人觉得这就是呼吸系统的疾病，而中医则不这么认为。《内经》中说得清楚：“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看似简单的咳嗽，在中医是以脏腑命名的，分为肺咳、心咳、肝咳、脾咳、肾咳等。有些在西医那里久治不愈的咳嗽转由中医治疗后很快痊愈，看似很神奇，其实是因为中医溯本求源，找到了真正的病因所在，进而辨证施治的结果。

    就在前些天，张吕夫遇到了一个很特殊的病例。一位50多岁的女病人给中央电视台的寻医问药栏目打电话求助，说自己脾气变得越来越古怪，经常暴躁得无法控制，有时又莫名其妙地伤心落泪悲观厌世，跑遍各大医院均查不出病因所在，更不用说治疗了。现在她感觉走投无路，请求栏目组帮忙寻医，并表示看不好这个病真是不想活了。央视给这个病人推荐了张吕夫。第一次来，老先生给她开了6副药。待第二次来时，她欢欣鼓舞地表示好多了，决定继续接受治疗，再也不想轻生的事情。张老先生说，病人无故自悲伤，喜怒无常，时而狂躁，时而癫狂，这些在中医看来都是脏燥的症状，只要找准病因对症下药，病情自然很快就可缓解。

    近年来张吕夫通过对小儿癫痫、小儿脑发育不良等病症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河南睢县有个叫徐硕的小男孩，长到快4岁还不会说话，而且走路也歪歪斜斜。家长急得带着他四处求医，均无果。后来经在北京工作的亲戚介绍找到张吕夫求治。经过半年多的治疗，现在小徐硕不但会说话了，走路也比以前稳当很多。张吕夫对于治愈小徐硕的病非常有自信，因为此前一个东北小患者和徐硕患的是同一种病，经他施治一年，已经痊愈。

    张老先生说，这两个小孩得的都是癫痫。此病病因比较复杂，主要是先天禀赋不足，也有些属后天脾胃失于调养或惊吓所致。患儿常有五迟五软的症状出现。五迟是指立迟、行迟、语迟、发迟、齿迟；五软是指头项软、口软、手软、足软、肌肉软。古代医籍中有关五迟、五软的记载颇多。对于这一发病机理较复杂的病症，张老先生在深入研习医学古籍的基础上，分析当今患儿病情产生的因果关系，然后辨证施治，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情况允许则标本兼治。

    张吕夫研究疑难杂症始终坚持这样一个原则：既不拘泥于古训，又不抛弃古训，而是以古训为借鉴，结合当今病例进行深入研究，以达到古为今角，治病救人的目的。

一个中医世家的传承样本

    张吕夫今年已经75岁，老先生精神矍铄，每天都有半天时间用于出诊。

    退休15年来他不但一直坚持在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院出老专家门诊，而且还给自己增加了到白塔寺、金象等大药房当“坐堂医”的新任务。如此一来，老先生的众多病人纷纷由去医院排队改为到他出诊的大药房排队。

    提起中医的前途，张吕夫不但忧虑，而且愤怒。谈到当下中国的中医养生热乱象，老先生则怒斥：像张悟本那样的伪中医养生专家们，是在打着中医的旗号毁中医啊!

    在中医界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无奈现实中，张吕夫唯感幸运的，是作为“小儿张”的第11代传人，他正在平稳地把接力棒传到第12代传人、他的儿子张建手中。并且，他所带的国家薪火计划3+3传承人幺丽春、沈艳莉这两位徒弟也都学有所成。

    每个周日，都是老先生到北京珍鹊中医门诊部出诊的日子，这是“小儿张”自家开设的诊所，选址石景山区香山南路附近，目的是为方便周边交通相对闭塞的百姓。张建目前已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院颇受患者欢迎的内科医师，但每到周日这天，他都会跟随在父亲左右，抄方、问诊，须臾不离。想当年，张吕夫正是如此这般跟随祖父学医的。更令老人高兴的是孙儿张百万也已从某中医药大学的中医临床专业毕业，过不了多久，也将能随他出诊抄方了。

    张老先生是位居士。他说，佛家普度众生，医者治病救人，这两者是相通的。或许因为兼有这两重身份，老先生对患者尤其负责。他出诊时凡遇到医嘱较多、用药稍复杂的患者，都会主动把自家电话告知对方，为的是病人有疑问能随时咨询他。采访间隙，有患儿家属打来电话，说孩子喝了汤药后开始吐。老先生闻言一惊：熬药时忘了放姜片吧对方答，正是。老先生有些着急：“方子上清清楚楚注明加鲜姜三片，又特别嘱咐过，你这家长太马虎!快补煮姜汤服下，下次一定看清楚方子。”放下电话，张吕夫松口气，禁不住笑道：“你看看，电话留对了吧，只要把姜汤服下，这孩子就没事儿喽。”

“燕京”乃北京的别称之一。1949年，在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成为新中国首都，定名为“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重要历史地位及太医院宫廷医学的兴起发展地，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燕京医学。燕京医学由宫廷医学派（御医派、太医院、宫廷医学发展体系）、师承派、学院派（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北平国医讲习所） 组成。各派之间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宫廷医学流派

　　燕京是中国历史上多个王朝建都之“宝地”，由于帝王将相非常注重自己的养生保健，因此专设为帝王将相及皇室亲属诊治疾病、养生保健的机构，经数百年的传承与发展，宫廷医学派逐渐形成。其特点是聚集了全国各地有真才实学的名医，设有“讲习班”性质的教学机构，从而使其独特的辨证思路、宫廷医案、医术、宫廷制药（炮制）及秘方得以传承下来。例如清宫著名的八仙糕，能治疗老年人脾虚，改善小肠吸收功能，疗效显著；又如御制平安丹，经过临床研究证实它能防治晕车晕船，沿用至现代航天领域并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内服的药方外，以手法治疗为主的宫廷正骨在治疗骨折、现代人常患的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等顽疾，也有重要疗效。

　　历代王朝重视中医药发展，在清王朝先后建立了太医院、御药房等一系列医药机构，制订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医官升迁制度和医学知识传习与考核办法，对燕京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对宫廷医学流派的研究中发现，清王朝医事档案材料保存相对较为完整，随着对韩一斋、赵文魁、瞿文楼、袁鹤侪等一批清宫御医及其传人临证经验的继承与发扬，对临证各科的丰富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全国性的名医聚集京城的流动现象，构成了20世纪北京一次较大规模的中医临床高层次人才的储备，进一步巩固了北京作为20世纪中医药学术发展中心的地位，也为北京中医学术界“百花争艳”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师承派

　　“师承传授”是古代中医教育的一种主要形式，又可称为私学教育，在民国前中医教育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主要形式有：一是从药徒转医徒成名医，如赵心波、郭士魁、安干卿等；二是从艺徒转医徒成名医，如刘道信、杜信灵等；三是直接跟师学习成名医，如徐右丞、陈慎吾等；四是家传跟师成名医，如赵树屏（为清太医院医官赵云卿之长子，子承父业，后又拜萧龙友门下）、白啸山（三世儒医之宗，后又拜萧龙友为师）、魏舒和（宗为三代世医，后又拜施今墨为师）等。师承学者有坚定的志向和浓厚的专业兴趣，学习认真刻苦，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积累，在中医学的学习中一般造诣较深。

　　学院派

　　北平国医学院

　　1929年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主张废止汉医，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同意后，于当年2月召开中央第一次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要逐渐淘汰中医的议案。“废止案”引起全国人民和中医药界仁人志士的极大公愤。后经过全国中医界同仁及请愿代表的努力，这次历史上极为轰动的废止中医提案得以推翻。经过此番激烈斗争，以萧龙友、孔伯华、施今墨等为代表的北平名医，深感“非振兴中医，决不足以自存”，决心开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壮大中医队伍，提高中医疗效，中医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1930年，以萧龙友、孔伯华、施今墨为首的北平地区享有崇高声望的老中医联合京都中医界名流共同倡议设立“国医学院”，最初命名为“北平国医学校”，经过数次搬迁至丰盛胡同，改名为“北平国医学院”，自第十一班改名为“北京国医学院”。至此，民国时期北平地区的第一个中医高等学院宣告创立成功。萧龙友为院长，孔伯华、施今墨为副院长。1932年，因施今墨等另办华北国医学院，自此“北平国医学院”改名为“北京国医学院”，萧龙友任董事长，孔伯华任院长。

　　学院要求报考生必须具有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经考试合格后入学,考生主要来自北平,部分来自天津、上海、山东等地。学院多层次办学,因人施教,招收学生分研究班、医科班、预科班三种层次。学制四年,毕业后跟师学习一年。学院聘请当时知名中医任教。

　　在教育教学方面，萧龙友和孔伯华等多次探讨，学院授课的设置、构建一个中医学术体系等问题，由于当时没有编写好的教材使用，萧龙友和孔伯华就组织各任课教师根据中医经典著作编写教材，萧龙友对各类课程都进行了深思熟虑地思考，并编写了详细的教学方案，他重视中医药教材的同时，认为中医院校教育也应当包括生理学、病理学、药物学、治疗学等古今医界各家学说。此举对“北平国医学院”教学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奠基作用，在中医高等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学院重视中医基础理论，更重视临床教学。萧龙友深知临床经验对医学的重要性，他认为：术理并重，由器而道；天人合一，治病从本；辨证施治，用药精益； 临证详审，最重问诊； 立法灵活，知常达变； 摒弃隅见，融汇中西。学院很重视医德教育,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萧老和孔老都亲自带学生实习。 学院历时15年，培养了大批高级中医药人才。许多学院早期的学生成了解放后中医院校、医院及研究单位的骨干。如哈荔田、顾小痴、马龙伯、丁化民、王为兰、姚五达、张作舟等,也为我国中医学院校教育模式探索了一条科学之路。

　　华北国医学院

　　“华北国医学院”是北平其他知名中医继北平国医学院开办成功后创办的另一所国医学院，施今墨任院长，陈宜成任董事长。学院每年招收一期,考生必须具有高中或同等学历,学制四年,考生主要来自北平、天津、察哈尔等地,还招收了部分女生。提倡中西医汇通,重视医德教育,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是学院办学的主要特色。学院也重视西医教学,聘请了北平知名的中、西医专家任教。学院共设37门课,教材主要由学院老师编写。1946年至1949年学院教务受国内战争影响几乎停滞,1949年2月重组教务会,教务得到了恢复发展。1950年2月,学院被卫生部接管。学院长达18年之久，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中医药人才，如杨医亚创办《国医砒柱》、董德懋创办《中国医药月刊》。

　　北平国医讲习会

　　北平国医讲习会为1939年北平开办的一所业余医学夜校。讲习会学制仅为一年,教学为讲座形式,但由于日伪当局把它当作发展北平地区医学,进而达到奴化、统治市民目的之一种手段,因而得到了官方的支持。讲习会开办发展顺利,开办地点则是古代皇家禁区——午门外朝房。讲习会招收了大量生员,普及面广,在北平地区产生了一定影响。仉即吾、赵树屏、张菊人等一大批当时知名中医任教,对中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此外，通过一批有代表性的中医药杂志进行学术交流与传播，如《中国医药月刊》《北平医药月刊》《国医砒柱》等。还有一批活跃的中医学术团体，如北平中医学社、北平国医职业分会等，通过各种活动，扩大了北平中医的社会影响，促进了北平的中医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