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效春
人物简介
杨效春(1895—1938),又名兴春,浙江义乌柳村人。师承陶行知、晏阳初、黄炎培、梁漱溟,从而获得渊博的教育理论知识,再加上丰富的实践经验,使之成为现代著名的教育学家。后因蒙冤受屈,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一大冤案的遭害者。
泽被后人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真诚笃信学堂神圣的教化功能,以及“师哉!桐子之命也”的信条。特别在有“小邹鲁”之称的义乌,勤耕、好学,耕读之风由来已久,尊师重教也历来是义乌人的传统美德。正是受这种氛围和环境的影响,杨效春一生矢志教育,且为之不懈奋斗。
杨效春自幼颖悟,孜孜以求,好学不倦。初进柳浒(柳村前称)学堂读书,一些宿儒就视其为奇才,认为“日后将成大器”。16岁时被金华府中学堂破格录取(按规定须18岁),成为官费就读者,深为同龄人艳羡。五年后毕业,学业成绩名列前茅,但由于家境窘迫,无力再供其继续升学,只得到本县廿三里学堂任教。
任教期间,他身体力行,提倡身教重于言教。因而一直布衣蔬食,自奉勤俭,埋头工作,诲人不倦,且不抽烟、不酗酒,常谓“以诚待人,人不以城相待,这是教育不力感化不够之故”。
1917年,得悉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杭州招生,而且师范专修科不收学费和膳费,这对贫苦人家子弟颇具吸引力。于是毅然赶去报考,并被录取。
为减轻家庭负担,杨效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边学习边在附中兼课,半工半读。这样,除了能如期交纳学校杂费,还略有盈余贴补家用。与同学相比,虽然学习时间少了,但由于天资聪颖,加上自身努力,因而成绩优异,毕业后得教育学硕士学位。
与杨效春入学的同时,陶行知先生从国外留学回国,应邀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
陶行知先生之所以能成为伟大的教育家,主要在于他主张把城市平民的教育先办起来,于是,会同一些好友组织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这其中,杨效春不仅是支持者,而且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
城市平民教育开展起来了,他又想兴办乡村教育,提出了宏伟设想:“教育必须下乡,知识必须给予农民!我们希望能经过努力,培养一百万个乡村教师,办一百万个乡村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为了实现这个伟大计划,他先在南京办了试验学校,校址就选在南京和平门外的晓庄。这就是在中国教育史上著名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称为晓庄学校)。
试验学校开学前,首先要物色管理人员及招聘教师。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曾任教育科主任,自然对师范专修科的高材生了如指掌,于是,他首先想到了杨效春。
杨效春大学毕业后,巴先后在安徽休宁女子师范学校、安徽二中任教,如今陶先生召唤,自然没有二话,立即应聘。
1927年3月15日,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正式开学。杨效春不负众望,为华校教学工作竭尽全力,劳心劳神,加之业务精通,办事有魄力又干练,深得校长信赖。所以,陶行知先生将他与金海观(后长期任浙江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校长)视作自己的左右手。在他们共同努力下,学校发展迅速,后又相继创办了7所小学、1所中学,其中4所学校还附设幼稚园。
陶行知在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提倡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实行教、学、做合一,提出“教育与实际结合,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口号,培养学生的目标要有健康的体魄、农人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味和改造社会的精神。其校门悬挂的对联就是:
与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
向稻梁菽麦黍稷下功夫
在此期间,除搞好教务工作,杨效春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成为“少年中国学会”一员。晓庄学校停办后,他到四川成都大学任教。
文化教育是立国之本。国民党爱国将领张治中想通过办教育振兴民族、拯救国家。1934年,他要在家乡安徽巢县洪家疃黄山之麓创办黄麓简易乡村师范学校。
张治中虽是行伍出身,但1928年起就在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担任教育长,所以他对兴办教育富有经验。他十分注重对校务主持者的遴选。经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的推荐,邀请杨效春担任该校校长。
杨效春治教有方,当时的安徽省立黄麓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名重一时。不到三年时间,一所原只有2个简易师范班、学生不到百人的学校,发展为培养乡村教育和为农村经济服务的多种人才教育中心(即著名的“黄麓教育实验区”),常设四年制简易师范3个班、二年制普通师范2个班,及农村青年服务班等十多个班级。
除了常规教育,杨效春还受安徽省教育厅的委托,为全省推行短期小学教育培训师资;为了充分挖掘教师潜力,又在学校周围举办短期小学和中心小学。
1930年,杨效春因父亲病故回乡治丧,县城教育界和乡绅要求他参与整顿创办不多年的义乌县立初级中学。经与义中校长和县长章松年磋商后,他与楼良相两人来到义中了解情况,并提出一些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见。
自宋代庆历年间以来,义乌就以文庙建县学,“庙以祀先师,学以育贤才”。1927年筹办县立初级中学,也将校址选在孔庙。按旧规,县人除了新科状元祭孔,文庙不开正门。为了方便师生进出,杨效春提议拆开正门,要求学生“心身并用,手脑双健,能思想也能工作,会劳心也会劳力”,并主张将文庙前的广场改为学校操场,将操场西南面的湖塘荒地给学生开垦种植蔬菜。
回故乡期间,为实践自己提倡的“要打破死的教育,创办活的教育;打破假的教育,创造真的教育;打破阶级的教育,创造全民的教育;打破书本的教育,创造人生的教育”。他在农村发动民众开展识字教育。为此曾多次编写通俗识字读本,柳村老农至今还记得:
一人拿不动,两人真容易,三人便轻松,四人省力气。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人生天地间,哪有不合群。
人人是兵,村村是营,村村自卫,世界大平。好男要当兵,好铁要打钉。中国人,中国兵,合起来打日本。
他在黄麓乡村师范主张“有山皆种树,有塘皆养鱼”。并创建黄麓教育示范区,计划用十年时间,在巢湖周围十县区建成教育与农村经济建设联合网络。这一计划在教育部的“庚子赔款”教育基金的资助和张治中的支持下,从1936年起已陆续得以实施。
黄麓师范学校及教育实验区的开创,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一时名闻遐迩,参观考察者比肩接踵。当时教育部督学周邦道在视察后大加赞赏,特在《中华教育杂志》撰文,题为《一个异军突起的乡村师范》,由此黄麓教育经验在教育界推祟备至,杨效春也以其出色的工作成就而成为教育界的一颗明星。
蒙冤遭害
杨效春的教育改革之举,既得到上级教育部门的充分肯定,也受到民众的欢迎与支持,可是在无形之中也得罪了当地封建遗老遗少。再加之30年代的安徽教育界,门户之见非常严重,排外思想盛行,除了有国民党的派系之争外,还有地方势力各树一帜,相互攻讦。争权夺利之丑事也时有发生。杨效春作为外籍人士,自然成为一些旧的地方封建势力的众矢之的,他置身逆境,危机四伏。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任京沪警备司令的张治中,利用淞沪前线卸职回家休养之机,曾常到黄麓师范学校各教学点视察,一个多月后,他即赴湖南任省政府主席。此时,传闻日本鬼子即将渡过长江攻占和县。和、巢两县相邻,受谣传影响,一夕数惊,搞得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屋漏偏遭连夜雨。此时,杨效春又因操劳过度,染伤寒病卧床不起。
面对战火蔓延,谣言四起,学校究竟何去何从,校方展开激烈争论,莫衷一是。其中一方认为,趁战乱之机迁往湖南,在那里有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作靠山,背靠大树好乘凉,即使有问题也能迎刃而解。
可是,搬迁学校毕竟不是小事,牵一发而动全身。况且,学校虽是张治中将军创办,可它又属省立师范学校之一,重大行动须请示安徽省教育厅才能定夺。再则,杨效春大病初愈,尚未恢复元气,不宜长途跋涉劳顿。鉴此,他提出抗日不分前方后方,坚持后方,保家卫国,同等重要。因而主张留在田家疃继续办学,并组织民众,宣传抗日。
面对校长的决定,部分人当面不敢反驳,背地里却大造声势,声称“不到湖南去,就想当汉奸”。并在学校围墙、过路凉亭等四处涂写,还称杨效春是汉奸,目的是胁迫其迁校湖南。
地方宵小,见有机可乘,即以“莫须有”罪名向当地游击队诬告。
面对凶险的谣诼,搅得杨效春心力交瘁。他的心在滴血。
1937年底,正是万木凋零、凛冽萧条的严冬,天幕低垂,整个皖中地区格外清冷。在滴水成冰的一个清晨,杨效春抛妻别子,只身赶往合肥,拟商请省教育厅后,赶赴长沙与张治中主席会晤。可没曾想到厄运正悄悄地向他袭来。当他到合肥时,皖中游击司令宋世珂会同桂系驻军某部,趁机合谋将其逮捕。
在狱中,他一面上书张治中主席,一面向当地军政当局辩诬,详述历年来宣传抗日、募集经费、救治难民、犒劳前线将士等实情。其言凿凿,条分缕析,字句铿锵。
虽知告发之情节全属子虚,然而,当局对杨效春的陈述根本不予理睬。没几天,在毫无口供与旁证情况下,被宣判死刑。
1938年1月15日,阴云密布,寒气逼人,在皖中大地笼罩的一片血雨腥风的恐怖气氛中,杨效春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执行当局唯恐他在行刑途中喊冤,竞用蔑片横卡在口中(一说棉花),使其无法出声。
随着军号的嘀嗒声,囚车后面,跟随着许多民众,不少人都为杨效春的蒙冤暗自饮泣。
在刑场上,刽子手令其跪下,只见杨效春两眼圆瞪,凛然不屈。当弹穿其头部倒在地上时,他仍两眼不闭,怒视这不平世界。
杨效春被杀后,舆论哗然。不少人纷纷撰文为其鸣不平。如知情者六家畈中学校长吴焕文就写了《杨效春先生被害经过》。陶行知、黄炎培、梁漱溟、张治中等50余位知名人士,也将其蒙冤受诬经过刊登在《大公报》上,公诸于世,以澄清事实。
陶行知等知名人士是满怀悲愤与痛惜之情撰文的。
诚如他的学生所言,“杨先生之被冤而死,不仅是他个人短暂一生的可悲结局,也是中国现代历史中教育战线上的一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