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梅九

　　1897年到太原，就读于晋阳书院、山西大学堂西斋。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令山西优选五名学子入刚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景名列其中。次年派赴日本留学，入帝国大学预科。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并担任山西分会评议部部长。他办报、结社，鼓吹革命，并与井勿幕相约：“将来回国，偕同赴陕，共谋西北革命。”

　　他说到做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帝大预科一毕业，即与井勿幕由日本回国，到达西安，在陕西高等学堂任教。此间，他与马开臣、李异材、李桐轩、王一山等陕西志士结识，秘密聚会，组建同盟会陕西分会，推李异材为会长，由景拟定革命密约，中有“秘露死决，交接宁缺”。经过革命党人的努力，陕西革命形势日趋成熟，景再赴日本，向同盟会总部汇报西北革命情况，并与宋教仁、景耀月等分析形势，部署下一步的革命活动。

　　回国后，于宣统三年(1911年)初在北京编辑出版《国风日报》。太原光复后，受山西同盟会敦请，由京返晋，参与戎机，任山西军政府政事部部长。

　　民国成立，景改任山西稽勋局局长，并于1913年当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一直坚持反袁立场。

　　1915年，袁世凯解散国会，曾下令缉捕景。他先回山西，因晋督阎锡山已倒向袁世凯，又潜避陕西三原，旋与李岐山、邓宝珊、续范亭会盟于白水曹世英家，组织西北护国军，和孙中山、蔡锷、李烈钧等南北呼应，共图讨袁。

　　1916年，袁世凯伪造民意，改元称帝。景草拟《讨袁世凯檄文》，义正辞严，铁笔诛心，国人争诵，被推为“讨袁檄中第一文字”。

　　景因此被捕，押解北京，直至袁死，始得出狱。他不畏强权，继续以手中的笔鞭挞邪恶势力。不论张勋复辟，段祺瑞专权，皆抨击抵制，不遗余力。

　　1923年他在广州参加了中国国民党改组会议，坚决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此后冯玉祥、胡景翼率领国民军在河南反对直系军阀吴佩孚，景在胡部供职。“四一二”政变时，景避难庐山，旋回太原，策动反蒋。

　　1930年拒绝国民政府高官厚禄的诱惑，息影家园，纂修《安邑县志》。

　　1934年杨虎城礼聘景来陕，创办国学社，出版《出路》杂志，并执教陕西商专，宣传抗日救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组织决定在西安办一民间报纸，宣传党的团结抗日路线。遂由南汉宸等以同乡关系，请景任社长，恢复《国风日报》。

　　1938年7月，朱德总司令从太行山抗日前线回延安，8月中旬途经西安，杨明轩在莲湖公园设宴犒劳，请林伯渠、景梅九诸人作陪。景即席作《赠朱德将军》诗四首，其中写道：“百战归来意态闲，当筵说笑露欢颜。迂回周转八千里，于羽而今驻历山。”景继而和韩望尘、刘文伯等七人为延安捐赠图书五马车。毛泽东异常喜悦，称景等为“长安八大家”，指示有关方面每月与之联系一次。

　　1947年夏，景在山西民众推戴下，率请愿团赴南京要求撤换阎锡山。当他到南京知道蒋、阎沆瀣一气之后，毅然与蒋决裂，赴上海，参加李济深、蔡廷锴等发起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当选为首届民革中央监委。

　　景还是当代著名的学者、诗人、文学家、书法家。在文字训诂方面的造诣，使他享有“南章(太炎)北景”的盛誉；所著辛亥革命回忆录《罪案》一书，1924年由京津印书局出版后，曾风靡一时；

　　他的《〈石头记〉 真谛》 与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历来被推为开中国红学研究先河的专著。他精通日、英文及世界语，是中国研究世界语的先驱，并曾翻译过但丁的长诗《神曲》、托尔斯泰的剧本《救赎》和泰戈尔的小说《家庭与世界》。

　　景梅九先生是辛亥革命的元老之一，德高望重，多才多艺，对戏剧艺术有独特的看法和卓越的见解，对晋剧、蒲剧、秦腔等戏曲贡献颇多。他对中国戏曲的功能与作用在文化范畴内应占什么位置，都有非常精辟的论述。现略述如下：

　　一、正确诠释戏曲，为戏曲错位正名。

　　民初曾在《新旧戏曲之我见》一文中，论及中国戏曲之功能以及传统戏曲对群众所起的劝戒作用，提出可改而不可废的正确主张。他曾与友人、新派学士王钟声对话，说道：”友人王钟声君提倡新戏，颇能文。曾到报馆和我议论新旧剧的长短，他大说旧剧的坏话，指责戏中人以唱代话，太不尽情。我以为戏者虚也!本异实际，此不足为旧戏病。”这是景梅九针对留学国外的朋友用外国话剧形式来要求中国戏曲，对王君不爱中国戏曲有说、有唱形式之特点所说的话。他针对戏曲所表现的内容与作用，更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说：”当与友人论吾国野人，身不履义宫，目不识文字，而素行孝义节烈，往往可以撼天地而泣鬼者，乃恒过于读书知礼之士大夫。夷考其故，则或由真性之流露，或蒙社会之熏染，而最普遍之原因，则为受戏曲之教训，谚所谓u2018高台戏化人u2019者实有至理存焉，则舞榭不啻为国民之义校，优伶不啻社会之导师也。呜呼!中原之衣冠文物历史风俗、世道人心，为戏曲所维护者，极为远大，固不仅乡里野人受其赐也。”接着，他又进一步诠释戏曲的原本功能：所谓”旧剧者，国民历史教科书也。无旧剧，则无历史，无历史，则无国家”。多么高明深刻的见解!

　　二、身体力行，亲搞戏曲。

　　景梅九先生不仅为友人、高士宣扬戏曲的功用，并且在紧要关口挺身而出，为戏曲帮力、出谋、献智。他热爱家乡蒲剧，在遗著《罪案》中，记载了在运城庆祝民国成立，邀请由北京归来的名伶郭宝臣和名旦百顺演《杀院》和《三疑》的事件，为蒲州梆子史的研究留下了宝贵史料。抗日战争期间，晋南沦陷，许多蒲剧艺人流落西安，时任《国风日报》社社长的他，看到家乡艺人的困难境况，便主动和大家商量，筹助资金，建立和加强了两个演出团体”唐风社”、”晋风社”。前者是以演出蒲剧南路戏为主，后者是以演出蒲剧西路戏为主。因此，他被大家拥戴当了剧社的社长。为使剧社有好的演出剧本，他邀请同乡中曾任过旧山西大学校长的李亮公(李为音韵学家)为演出的剧本修改台词，如阎逢春当年演出的《杀驿》、《败马》、《放饭》等戏，就是经过李修改的。

　　此后，景先生又相约曾毕业于陕西法政学院、当过河南某县县长且又爱好编剧的同乡王子钦，为剧社先后编排出古装戏《巧团圆》、《坠金扇》、《碧玉簪》等。为了激励群众的抗日热情，又编写了现代戏《卢沟桥》、《百灵庙》等，由蒲剧艺人在西安、兰州等地演出，以实现他提出的”新剧家以改造社会为自任”的誓言。

　　三、介绍戏曲价值，营造戏曲品位。

　　景梅九先生在他的《戏曲说略》中说：”戏曲之移人，其力遥在史籍说部之上，无怪乎欧美之文豪，均以剧作家显著也!吾国以戏曲为文章余事，且等而第之于小说传奇之下，所谓通人君子者多不屑为之。间有一二为之者，亦多隐其姓名，惧为世指责。晚近之致力斯道者尤少。中国戏曲所以无长足之进步者，职比故耳。戏曲无进步，则社会无改良。”又说：”戏文小说乃明王转移世界之枢机。圣人复起，不能舍此而为治也!……今观世之人未有不好唱歌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好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观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与《礼》也。圣人六经之散，原本人性，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抑、务以成周之礼、苟茅塞人心，是何异壅川使之不流?无怪乎其决裂溃败也!”由此可以看出，景梅九先生在辛亥革命时期就把戏曲的社会教育作用列在史籍之上。有人说这是由于他有高深的文化，渊博的知识所致。不错，景梅九文化底蕴丰厚，知识渊博，又是留洋学士。但前面提到景梅九的友人、新派学士王君，不也是有很高文化的留洋学生吗?他不是指责戏曲以唱代话，不符合洋戏剧的”只说不唱”(话剧)，或是”只唱不说”(歌剧)又或”只舞不唱”(舞剧)吗?殊不知中国的戏剧是既歌之，亦舞之，既有说白，又有武打。这正是中国戏剧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大优点。解放后，我们中国的戏曲在党的领导下出现了万紫千红、异彩纷呈的局面。上世纪50年代，中国京剧《大闹天宫》、《三岔口》、《白蛇传》在法国巴黎演出，一下震动了法国剧坛。当时法国一位专家惊奇地说：”我原有个想法，把西方的戏曲在歌唱中再加上舞蹈，没想到中国的戏剧在几百年前就早已经这样的传演下来了，真是奇迹啊!”这些赞语不正好是对景梅九中国戏曲”有改良说，无废止说”的有力支持么?

　　景梅九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在文章中，把一般文人所不齿的戏曲演员看得非常珍贵。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对在京演红了的好几位蒲剧演员作了很高的评价。说”郭宝臣如《史记》以黄河远上，直接龙门；二宝红如《后汉书》温文典雅，不愧作家；十三红如《三国志》清俊谨严，甚合史载”。对这些当年在京走红的梆子名家的评价是否恰当，暂不营他，只要看看他的热情，那种敢于冲破世俗偏见，把一般文人学士不屑一顾的”戏子”，与文史大家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神韵相比拟，这就让人十分感动。

　　不仅如此，景梅九于1934年春应安邑县令之邀，负责重修《安邑县志》之时，在《乡贤录》中，还把当时安邑籍的6位蒲剧名演员的名字和表演特色一一载入志书。这6位演员是：二净黄官；大净张六簧；小生娄陈姓、有娃；老旦许登元(曾随郭宝臣进北京演出过)；大丑憨毛遂(外号寺堡丑)。这也是破天荒的革命之举，过去唱戏的艺人，连祖祠家庙也不让进，何能有资格列入官办的县志呢?

　　总之，景梅九不仅是民主革命的元老之一，在辛亥革命中有过许多贡献，而且在戏曲艺术破旧立新方面，更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最后再献一首小诗，以示对景梅九老人的深切怀念：

　　河东历来重戏剧，士官群黎乐从俗。

　　景老梅九尤可贵，高识卓见贯今昔。

　　景老德留人间颂，明辨事非事辨明。

　　戏子名留县志载，自有高瞻远瞩人。

　　注：(一)《戏曲说略》原载《罪案》景梅九著(成书于民国10年左右)。

　　(二)郭宝臣、二宝红、十三红等皆为蒲籍演员。到京后皆改唱京梆子(即山陕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