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少滨

少滨，中央电视台名牌栏目《讲述》资深编导、记者   贺少滨，央视《讲述》资深编导、记者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的名牌栏目“讲述”以《胡杨与邓世昌的不解情结》为主题，向亿万观众讲述了山东省威海市"十大杰出青年"、威海市工商联执委胡杨历经10余年艰难困苦，为民族英雄邓世昌建一座纪念馆的感人事迹。

说起央视制作这期节目还有一段小插曲。此前，中央电视台“讲述”节目编导兼记者贺少滨先生，正绞尽脑汁策划下一期节目选题时，偶然翻到2000年第5期《中国青年》刊登记者写的《为邓大人建一座纪念馆》长篇通讯。后来他到威海拍外景时与记者见面后感慨地说，当时在杂志上读到这篇文章时，立马就被开头的两句话所打动：沉落的是耻辱和悲壮，不沉的是志气与信念！他一口气把文章读完后顿感荡气回肠，字里行间饱含诸多厚重的东西把他打动了，认为国家电视台应该为此专门制作一期节目。"一段终生难忘的经历，一份刻骨铭心的情感，一片魂萦梦绕的土地，一个牵肠挂肚的身影……"故事里的人生，人生中的故事，文中主人公，一个退役海军战士为了给邓大人建馆，历经艰辛终于夙愿得偿。这里面的故事肯定能够打动观众，故事本身就有一种催人奋进的力量。这不是正符合"讲述"的主旨吗？血气方刚的贺少滨很快草拟了一份策划书，呈报给肖晓琳主任主持的策划班子评估后当即获得赞同。此后，贺先生通过威海市委宣传部辗转找到记者后，立即赶到威海拍摄外景，并把胡杨请到中央电视台演播厅与访问人沙碧红"讲述"。

说实在话，当时采访胡杨时一见面气氛还有点尴尬：记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看胡杨的身份证。因为采访报道，人物的年龄关系到他的人生经历，甚至关系到新闻的真实性。客观严谨的人物通讯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胡杨后来对此感慨良多：接触过不少记者，一见面要认真看身份证的还是首次遇到。当然这也说明他认可并理解了记者的执拗。第一次采访后，记者对写好这篇文章，心里还是没有多大把握。题材确实不错，但是写消息好办，写人物通讯就显得干巴巴。在后来几次的采访中，记者改变采访策略，像朋友聊天一样海阔天空"侃大山"，终于挖到了他当过播音员，贩过粮食，干过公关，离过婚等鲜为人知的经历。几经修改，一篇约有6000字的长篇通讯《十年圆梦，老水兵情系邓世昌》在《东方周末》头版转十六版刊发，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大众日报》头版头条很快予以转发，《中国青年》、《海上文坛》等20多家媒体也相继转载，香港凤凰卫视、中央电视台在澳门回归大型直播节目中对胡扬还作了专访。当年，胡杨被评为威海市"十大杰出青年"，记者的这篇文章也荣获2000-2001年度威海市"五个一"精品工程奖。

据业内人士评价，挖掘出一个退役海军战士“看似寻常最奇崛”事迹背后不寻常的社会意义，正是这篇报道的一个可贵之处。回顾当时的采写过程，深感这次报道能收到这样好的社会效果，有一种努力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在典型宣传中必须注重人文精神的弘扬。

选择轰动一时还是选择尊重事实   民族英雄邓世昌

当记者接触材料、并进入实地采访时，却遇到了认识上的障碍。把采访对象作为一位名人，还是把他还原为一个真实的普通人？靠轰动一时的新闻炒作还是靠理性客观的报道更长久？潜心分析中，记者痛感在报道先进典型人物时，有些文章习惯寻找典型人物身上的"光环"。其实，这种一涉及先进人物就不自觉地硬把人物往"高、大、全"方向整的思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新闻报道中人文精神的失落。 在这种思维定势的作用下，报道的新闻视觉更多的在于报道的目的或者说功利性，对新闻的真实和受众的接受需求往往是忽视的。在处理新闻与新闻人物之间的关系时，缺少关怀，缺少沟通，缺少对新闻人物的尊重。在这种忽略人本的新闻选择尺度下，导致最终的新闻描述和告知的指向，自然偏离新闻的本真意义，甚至走向某种极端。

众所周知，公元1894年9月17日，日本海军悍然挑起了大东海战，我北洋海军奋勇抗敌，浴血奋战，伤亡惨重。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在弹药用尽，舰体多处受伤的情况下，为了保护主师丁汝昌及旗舰定远舰，亲自驾驶致远舰，向敌舰吉野号冲去，“致远舰”不幸被敌舰炮火击沉，邓世昌以身殉国……凡是看过电影《甲午风云》的观众，对这段情节都记忆犹新。也正是这部电影，改变了一位少年以后20多年的人生历程。

胡杨是江苏淮阳人。当年看《甲午风云》电影时，胡杨12岁。看完这部电影后，胡杨的心中就记住了邓世昌这个人，他是个好人，而且还是个英雄。两年后，胡杨14岁时，他学习的课本上有一篇关于甲午海战的课文。通过课文，胡杨对邓世昌有了比较深的了解，对他产生了一种崇拜，他就有意识地找来一些关于邓世昌的书籍看。最初看电影时的好奇，到以后对甲午战争知识和邓世昌有关史料的进一步了解，胡杨被强烈地震撼了，邓世昌这个名字，从此在胡杨心中扎下了根。

胡杨十七岁那年，高中毕业。农村的孩子要想闯世界，第一条路是考大学。胡杨第一年没考上，想第二年再继续考。在紧张复习时，他听说海军某部在他们那地方开始征兵了，他说服了父亲，马上去报了名。1981年11月20日，他接到了入伍通知，到了心中非常崇敬的邓世昌生前曾经生活、战斗的地方。

第一次上北洋海军总部旧址刘公岛，胡杨把这个3.15平方公里面积里的所有遗迹都走了一遍。当时胡杨有个河北的战友说：这怪了，这个刘公岛是民族英雄邓世昌战斗的地方，直至他出海战死，他就是从这个地方出发的。怎么岛上没有一个专设的邓世昌纪念馆呢？如果我们想办个展览的话，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呢？言为心声，当时胡杨就脱口而出说了句话：有朝一日我有能力的话，我要建一个邓大人的纪念馆。一句脱口而出的话，一个暗暗立下的誓言，从此改变了胡杨的生活。于是从1985年退伍后，胡杨便开始走上了漫漫的建馆之路。

这就是胡杨对民族英雄邓世昌认知的真实的心路历程。于是，记者把他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年轻人，并严格按照时间顺序采用叙事表现手法。其意义在于把作者、读者和采写对象放到同一个平台上，以平等的身份进行感情交流。

  威海邓世昌铜像人物：选择虚幻还是选择本原

新闻人物的采写，特别是先进典型人物的采写，常常面临一种诱惑：追求高大和完美。因其要"高大"，常常就有不由自主的"拔"的意识，即人为地把某种光彩赋予人物身上。又因其要"完美"，笔下就着意于"神"的一面，忽视甚至回避"人"的一面。胡杨作为已有一定知名度的采访对象，身上披着五色流幻的光环，怎么解读发生在他身上的新闻事实？是解读出一个真实的胡杨还是解读出一个虚幻的胡杨？记者面临选择。 比如，记者问他怎样看待"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问题。他回答说，因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获得多少金钱也是对人的知识、技能价值的认定；但不能把这作为惟一选项。为建纪念馆卖门票，以馆养馆，这样馆才能办得长久。真实坦荡，合情合理，读者才能信服。

胡杨想建纪念馆，最主要的还要有一大笔资金。他的资金是从哪来的呢？从1985年10月到1994年，近10年时间里，胡杨应聘到县级广播局打过工、也曾经贩过粮食、玉米、小麦，还有面粉、大米，挣些中间的差价；还贩运过海带，后来成立一个信息部，还搞过接演出的团体……为了赚钱，什么都干。到1994年时，胡杨已积攒了30来万块钱了--沉甸甸的30来万块钱！胡杨退伍时就两个箱子，一个箱子是铺盖，一个箱子是有关邓世昌的书籍，别的什么都没有。能积攒下30来万块钱，已确实是不错了。

这时，胡杨想：建邓世昌纪念馆是时候了。1994年，胡杨又上刘公岛，开始具体实施建邓世昌纪念馆的计划。

1995年1月，胡杨到海军博物馆，找到了他的一个老首长邱殿荣，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邱殿荣说：你光有热情还不够，你这点资金也不行，你知道要用多大座房子？那么多的展品怎么收集？你还得到很多地方去了解、核对史实，还要征集一些材料、资料……

胡杨听了这番话后，就从1995年大年初一起，一直到1997年，几年间，他去广东番禺、福州马尾、厦门、南京，北面的大连、旅顺，还有首都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他都跑过；包括辽宁的丹东，就是甲午海战那个主战场，胡杨也去了。

经过3年艰辛而漫长的奔波，胡杨的足迹踏遍了祖国大江南北，行程数万公里， 走访调查，咨询请教，胡杨收集了大量丰富详实的历史资料、照片以及珍贵的文物，为建馆做好了充分准备。

1998年3月，胡杨的邓世昌纪念馆开始动工了：装修，搞雕塑、布展……历尽许多艰辛困苦，由胡杨个人出资近百万元的邓世昌事迹陈列堂，凝聚了胡杨10余年的全部心血，终于在1998年9月17号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了。

经过分析，记者感到，新闻所表现的真善美，应该是有真有善才有美。抛开那种违背新闻真实、远离人本真实的寻找先进人物的思维模式，以一种平常人的眼光或者干脆将胡杨看作自己身边的一个同事，那么，他的回答不仅是很有人情味的，而且也是很有道理的。他对"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认识，不正是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进步的价值观吗？ 在解读中，我们真实地表露了胡杨的这些看法。实践证明，读者对此是认同的。他们觉得所读到的"这一个"典型是可亲的，如同身边的一个同事；是可信的，身上没有虚幻的光环；也是可学的，胡杨做到了的，其实我们只要努力也能做到。

　典型：宣传中的关心和关心中的宣传

对人的尊重、关心和爱护，体现着人文精神的精髓。 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媒体在对先进典型人物的报道中，常常赋予主人公以"苦行僧"的形象，把他们写成违背人的常情、不食人间烟火的"另类"，拉开了先进典型与普通群众的距离，有的甚至在无意之中给先进人物套上了"精神枷锁"，逼得他们不得不扮演某种尴尬的社会角色。这样做，有悖于人文精神的基本取向，不仅直接影响了典型人物的示范作用，而且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

采写过程中，记者分析，胡杨是一个典型，一个时代青年的典型，但他首先是一个人，有着常人的需求和情感；而且，由于他在婚姻大事上受过挫折，离婚后还有一个儿子在读初中，加上他有点像唐吉珂德，一直承受着讽刺挖苦，所以他比常人更需要尊重，也更需要关心和爱护。这种尊重、关心和爱护，与对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宣传，应该是统一的。无疑，他的精神是社会需要的；同时，作为典型，他个人的情况也是社会所关注的。这时，记者在深入报道他的事迹时对其个人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和祝福。一波三折的命运，以事业和家庭这两条报道线索交替推进，实质上，是把胡杨的社会贡献与社会对他的关心迭印在媒体上，传达给受众。这一手法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为社会作出了贡献的人，理应受到社会的关爱。

胡杨10余年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回想这些年走过的路，胡杨感慨万分对记者说，我这么多年的努力，不是为了钱。我就觉得邓世昌的精神需要宣传，需要人们去瞻仰，教育下一代需要这么一个地方。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个可悲的民族。但有了英雄，却不去爱这个英雄，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他希望有一天社会、政府能把这件事情纳入到政府的规划系列中，那么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胡杨这番发自肺腑的话，使采访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是啊，在不少人怀疑胡杨建馆的动机时，他心中真实的想法不啻一声惊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提醒记者：在有责任报道好一个典型的同时，也有责任帮助一个典型。于是，在报道中记者将社会各界对邓世昌纪念馆的关注与支持写进去，尤其浓墨重彩地抒写了邓世昌的后人邓立英对建馆的热切关爱。它既表现了一个特定的典型人物的特殊情感，又凸现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关爱，成为报道的主题。带给读者的，是这个社会的温馨。其实，这比平面地宣传一个人物具有更深切、更真实的感染力。

宣传中的关心和关心中的宣传相结合，是媒体、典型与受众的高度融合与互动。这样，有利于典型人物的立体展示，有利于媒体与受众的情感互通。而贯穿其中的，正是人文精神的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