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爱锐

　　1902年1月16日，李爱锐出生于天津，父母均为苏格兰人。

　　1907年，李爱锐随父母回国上小学，后进入苏格兰史达灵郡伦敦中学，大学时考入英国爱丁堡大学。

　　1924年，第8届巴黎奥运会摘取了400米跑的金牌。

　　1925年，回到天津新学书院任教近20年。

　　1934年，李爱锐在天津联合教堂(位于今和平区浙江路)与加拿大籍女护士弗劳伦丝结婚。数年后，他们的大女儿帕特丽夏、二女儿希德相继出世。由于当时远东战云密布，李爱锐便将家人迁往加拿大避难。在加拿大，妻子生下了第三个女儿幕莲，但直到1945年李爱锐在日本人的集中营里因患脑瘤去世，也没有能够见到这最后出生的女儿。半个多世纪以后，李爱锐奥运夺魁的故事在英国被改编成电影，名为《火的战车》，制片人和导演为国际著名的戴维·朴特南。这部电影在1987年的国际电影节上荣获奥斯卡原创剧本奖。

　　1934年3月27日，在英租界合众教堂，李爱锐与加拿大籍女护士弗劳伦丝·麦肯齐结为伉俪。

　　李爱锐的父母均为苏格兰人。父亲李德修与玛莉·雷登在上海结婚后迁居天津。1907年，随父母回国，后在苏格兰莫亭汉姆的宣教士子弟学校伊尔撒姆学院就读。李爱锐儿时就在伦敦会院内（今天津口腔医院一带）一个露天的小体育场里踢球，自幼富有体育天赋，1920年到爱丁堡大学读书后，他的体育天才得以充分发挥，成为该校出色的橄榄球运动员，后加入了苏格兰国家队。英国报界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观看有利迪尔参加的比赛，全场的球迷几乎都疯狂了，他的双腿似乎在闪耀着一种精神。他总是怀着必胜的信念，在不犯规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对手敢于接近他，而他总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不久，英国体育界知名教练汤姆·麦格查（Tom.Mcker.Cher）发现了他，并引领他走上了田径之路。自此，在田径跑道上他一次又一次获得殊荣。1923年一举夺取了英格兰赛400米冠军后，他作为年轻新秀在英国国家田径队接受训练，人们期待他在奥运会上有所作为。

　　1924年7月9日，在巴黎第八届奥运会200米的决赛中，他以21秒9的成绩获得一枚铜牌。11日，在400米小组赛中，美国选手霍·菲奇以47秒8的成绩打破了奥运会纪录。李爱锐则以48秒2的成绩获400米赛另一小组的第一名。两小时后，决赛开始了，枪声一响，第6赛道的李爱锐像离弦的箭一般冲在最前面，他的动作很奇特，双臂高高地摆动着，膝盖也抬得相当高，而头则始终向后仰着。最终，他以47秒6的成绩打破了男子400米的奥运会纪录和世界纪录。直到第十届奥运会，该纪录才由美国选手威·卡尔改写。

　　奥运归来，李爱锐成为了风云人物、民族英雄，被授予橄榄叶冠。但是，1925年夏，他却毅然告别体坛，放弃了在欧洲优厚的条件和待遇，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天津，开始了他近20年的教师生涯。

　　李爱锐住在法租界里的伦敦布道区六号，在新学书院（今17中旧址）任教。新学书院是一所英国伦敦会创办的教会学校，对教师有一套严格的任用标准。李爱锐是经过考试，并写下一份决心书，才被校方录用。他到比较贫困的山东山村地区实习后通过了答辩。又到北京燕京大学学习一年中文，才登上了讲坛。他从不固守陈规，不愿扮演权威刻板的老师角色，学生总是围在他身边嬉笑，他还常带学生到自己家里或者家门前的网球场打球。

　　此后，李爱锐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培养人才上，他衷心地期盼贫穷落后的中国，尽快发展起来。李爱锐当时是高中班理工科的主要教师之一，他的学生经李爱锐老师推荐，被送往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学校的体育活动都由他统筹安排，他要求学生体学并进，不但学习好，身体也要强健。他还以伦敦史达姆福德桥运动场为设计蓝图，为该校规划了标准化的运动场，使天津成为当时远东拥有最好运动跑道的地区之一。他曾培养出不少中国青年运动员，比如后来定居美国的全能跳高选手吴必显，就成为当时旧中国很少能参加奥运会比赛的中国选手。

　　执教伊始，他年仅23岁，正处在运动的巅峰期，教学之余，他总是拿出一定的时间练习跑步。1928年，他在大连举行的一次国际运动会上，轻取了200米和400米跑桂冠。1929年英租界当局在天津民园体育场举办万国田径赛，李爱锐宝刀不老，击败了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德国运动员奥拓·费尔莎，夺得金牌。这是李爱锐平生获得的最后一块金牌。1991年的6月，他的3个女儿把这块金牌以及另一枚银盾，赠送给其父曾经任教过的学校———天津17中学，作为永久的纪念。

　　与中国人民共生死

　　1929年，他父亲从宣教工作岗位退休后举家迁回英格兰，只有李爱锐一人继续留在天津。1932年6月，李爱锐在苏格兰公理教会取得了牧师的身份，1934年3月27日，在英租界戈登道合众教堂，与加拿大籍女护士弗劳伦丝·麦肯齐（也译为佛罗伦斯·米肯西）结婚。天津及北京的许多报纸都在头一页以极醒目的篇幅刊载了这位社会名流的新闻。婚后，他们一直住在娘家，大女儿帕特丽夏、二女儿希兹相继在1935年和1937年出生。尽管此间李爱锐曾到河北省中南部宣教，但是他们珍视家庭生活，在津度过了一段幸福的生活。但这一切却被万恶的日本侵华战争打碎了。

　　此后抗战号角吹响，李爱锐仍以教徒身份在河北省参加敌后抗日、救治伤兵和接济难民的活动。1939年去加拿大探亲，旋即回苏格兰报名参加战斗机飞行队，抗击纳粹。尽管未能如愿，但他也不愿安逸地“定在办公桌后头”。“我还有更重要的工作去做。”他们全家毅然返津，挑战危险。

　　由于在津英国人随时有可能被日军拘留，1941年5月，他便安排家人赴加拿大多伦多避难。不久，他便与家人失去联系，直到去世他也没能见到在加拿大出生的女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李爱锐等7名宣教士迁居英租界内几位英国卫理公会教友家中。1943年3月，日本军国主义决定把在天津的20余名敌对国的侨民，分批囚禁到山东省潍县第二中学的一个集中营里，作为人质。李爱锐也被列在首批遣送人员的名单内。30日晚上7点半，随着日本人的一声令下，1500名人质全体集合，日军守卫逐一检查他们的行李。两小时后，他们提着行李步履蹒跚地走到火车站，晚间11点40分，汽笛一声长鸣，火车缓缓启动，他们的一些中国朋友，队列在道路两旁目送他们远行。车上人却茫然不知所往，更无法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一种命运。

　　在3年的囚禁生活中，李爱锐从未被禽兽般的折磨和蹂躏所征服。他坚持原则、伸张正义，幽默乐观。他是营区里康乐小组的主席，为所有的青年人安排各种活动，他热爱生命的热情和活力，使大家适应了那段苦难的日子。他帮助难友，挺起胸膛，同饥寒及恐惧、失望等悲观情绪作斗争。他如一盏明灯给集中营带来了希望。

　　李爱锐在日本集中营最后的日子里，曾经写过一首诗，表述了他对人生的感慨———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虽然都像是站在同一条跑道上，但每个人所做的事又是不同的，因此，生命的意义也便有所不同。他锐意进取的不屈精神，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1945年2月21日傍晚9点20分，李爱锐终因患脑瘤而不幸去世，一位运动家、教育家就这样默默地含冤而死。直到战后，英国人才获悉这一消息，《泰晤士报》等纷纷报道，“苏格兰失去一位杰出的子弟，他的一生中，每一时刻，都使大家以他为荣。”

　　生命短暂魅力永存

　　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地对李爱锐的纪念活动便从未停止过。新西兰总督浦烈爵士，曾荣获1924年奥运会100米赛铜牌。他在评价当年的好友李爱锐时说：“他赛跑，他活着、他死去都是一个好人，他的一生都体现着好人这两个字的真实意义。他对神的忠贞和对自己的信念，都感动着他的朋友，我们得以认识李爱锐，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神圣。”

　　1988年，一批中外友好人士聚集山东潍坊，为在那里建立的埃里克·李爱锐墓地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这块碑石是用他家乡苏格兰马尔岛的花岗石制成的，镌刻有中英两种文字的碑文，正面是：“他们应可振翅高飞，为展翼的雄鹰；他们应可竞跑向前，永远不言疲累。”背面则记载了李爱锐辉煌而短暂的一生。

　　1990年，苏格兰出生的、居住在香港的土木工程师丘嘉先生，倡导并建立了埃里克·李爱锐基金会。1993年，基金会训练营在中国天津师范学院举行。基金会成员和部分优秀运动员来天津访问和培训，还分别在天津大学和滨江道上的基督教堂作过关于李爱锐的生平演讲。

　　1995年，一位日本教授发现了一份用英文打印的李爱锐在山东潍县日本集中营的死亡证明书，他及时地将这份死亡证书，无偿捐献给了设在香港的埃里克·李爱锐基金会。这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历史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