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

张岂之，江苏南通人，生于1927年11月。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考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读研究生。1951年在重庆教育学院任教。1952年在西北大学从事教学工作，1980年晋升为教授，1984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指导教师。1988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1989年10月荣获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1988年12月被评为陕西省优秀博士生指导教师。曾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1978年8月至1984年9月)，西北大学副校长(1983年9月至1985年5月),西北大学校长(1985年4月至1991年8月)、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2001年至2003年）。现任西北大学名誉校长、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所所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西北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夏文化》季刊主编，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顾问，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

张岂之长期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50-60年代，他协助侯外庐先生整理《中国思想通史》1-2卷，后来又同侯外庐、邱汉生共同主编了《宋明理学史》，成为史学界著名的侯外庐学派的领军人物。80年代中期以来，他主编的著作有：《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学说史》、《中国历史大辞典·思想史卷》、《中国儒学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以及《陕西通史·思想史卷》、《中国历史》（六卷本）、《中国历史新编》（五卷本）。自著有《顾炎武》、《儒学、理学、实学、新学》、《春鸟集》、《中华人文精神》。并主编《华夏文化》杂志。1997年张岂之教授主编的《中国思想史》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999年9月张岂之教授参与主编的《宋明理学史》荣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1999年12月张岂之教授参与主编的《宋明理学史》荣获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荣誉奖。

历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历史学科组成员、国家教育部古籍管理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陕西省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省高校研究生教育协会副主席、陕西省科技史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兼职研究员或教授、陕西省政府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等。

现任西北大学名誉校长、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所所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西北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夏文化》季刊主编，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顾问，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

张岂之：现在中国没有国学大师

张岂之登上“全球通名家讲谈”讲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请人们不要称他为国学大师。“给我这个桂冠不适合，我达不到这样的水平。我的老师季羡林先生，他有几顶桂冠，其中一顶就叫u2018国学大师u2019，季先生公开跟媒体讲这个桂冠对他不太合适。我的老师90多岁了，都不敢用，我今年才80岁，当然更不能用。”

慎用“国学”一词

张岂之曾在《人民日报》上撰写过一篇文章，文中提到:“没有人号召，也没人推动，u2018国学热u2019近些年悄然兴起。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研究历史文化，不研究国学，就谈不上文化的复兴。所以，一定程度上，这股热潮可以看成是民族文化意识觉醒的体现。”

而在这次演讲中，张岂之则强调了他的最新观点——慎用“国学”这一概念。“1927年，王国维先生自沉于昆明湖以后，由于学科的分类，直到现在中国没有再产生国学大师。这不是说后人不如前人，而是说现在没有一个笼统的国学大师了，有的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专家、思想史专家，或者是中国哲学史专家、中国美术史专家等等，一个笼统的国学大师在1927年以后已经不存在了。”

张岂之还进一步提议，今后媒体也应尽量少用“国学”一词，十七大上，胡锦涛主席的报告里没有用“国学”，而是使用了“中国文化”这个词。“胡锦涛主席讲u2018中国文化u2019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永不衰竭的动力，提法非常深刻。而u2018国学u2019含义不太清楚，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理解，也会造成分歧。”

一位现场观众由此发问:“那么传统意义上的国学概念究竟是什么呢？”张岂之用详尽缜密的回答，将国学的起源、发展梳理了一遍。“3000年前的西周时期，没有私人讲学，教育机构全部由政府开办，就叫做官学，也称之为国学，所以国学的含义之一就是政府办学。官学中没有专门的教师队伍，当时官吏就是老师，只有贵族才能接受教育，普通百姓连识字的机会都没有。官学垄断一切的局面被孔子打破了，孔子是私人办学，只要交一定的学费，用他老人家的话来讲，只要你带一点牛肉干，给一点粮食，我就可以教你。孔子对教育的发展影响很大，他的学生3000多人，大部分不是贵族，而是平民百姓。19世纪西学东渐，中国有些学者为了区别本土文化和西方传来的科学技术，才提出国学一词。到20世纪初，有些学者提倡用科学的方法整理一下民族文化遗产，称之为整理国故，因此清华大学1925年到1929年创办了国学研究院，吴宓在国学院开学典礼上给国学下定义——国学者，中国传统文化的全体。”

从“仁”到“和”

要在一个多小时内讲清楚中国文化，实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张岂之从这个大命题中拎出了两条主线，儒家与道家。张岂之认为，《论语》和《道德经》是中华文化最基本、最重要的两部著作。

张岂之把1.2万多字的《论语》归结为两个字，“人学”。张岂之这样解释:“《论语》的中心就是一个:怎么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人怎样才是有道德、有文化的君子？”

孔子曾为自己做如下总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对自己人生的描述，成为后世划分人生的标准。张岂之这样分析:“孔子十五岁就立志学习，成为君子；到四十岁才不摇摆、不动摇；u2018五十而知天命u2019，天命是事物发展轨道，即规律性，这个时候才知道事情是怎样发展的；六十岁什么话都能听得进去，无论批评还是表扬都觉得对自己有好处。”说到这里，张岂之话锋一转，“古人六十已经是高龄了，相当于现在的八、九十岁，我今年八十岁了，耳朵仍然不顺，我喜欢听好的，不喜欢听不好的话。我达不到孔子的境界。”

儒家一个重要的价值观是“仁”，孔子曾用四个字对学生解释“仁”的含义:仁者爱人。具体做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做到这一点还不够，真正的君子要“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你自己要站住脚必须使别人也站住脚，你自己要发达，也要让别人把事情做成功，这是君子应有的气度与胸怀。如果说 “仁”是孔子对君子修养的一个基本要求，那么他的进一步要求就是“和而不同”，这也是孔子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价值观。张岂之这样解释:“不同的方面相互结合，叫做和；没有其他东西结合，单一的东西就叫做同。u2018和而不同u2019与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一个含义，这一概念在国外受到热烈欢迎。”

道教和儒家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产生和发展。老子的著作《老子五千言》，也称为《道德经》，里面阐述的最重要的概念只有一个字，“道”。张岂之很形象地解释说:“道，在春秋末期即指道路，引申下来就是规则、规律。天地从无到有，天地中间这一块空间，老子为它取名为u2018无u2019。u2018无u2019没有形象，不确定大小，相当于量子力学中的u2018不确定性u2019，万物便从这不确定中慢慢产生。”老子这样描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张岂之认为老子从这样的推论中告诉人们，天道是自然而然的，人应该学习天道，让生活也变得自然而然。道家的思想在后世被尊奉为智慧的最高境界，并在不断地与儒家思想互相渗入，构成中国文化的主干。

警惕国学娱乐化

随着中国传统文化逐年被人们重视，这方面的书籍和传播渠道也越来越多样化，有观众现场向张岂之提问，用什么方式可以让中国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播，怎样才能让国民将中华文化的精髓延续下去？

张岂之认为，今天光靠书本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大众的需要。在大学里开设中国文化课，是培养青年人文化观念的一种手段，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接触传统文化最便捷的渠道是媒体。媒体用各种电视节目、影视作品、网络信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速度。但让张岂之忧虑的是，如果传播的内容不加规范，国学也可能会沦为一种文化快餐，“文化快餐虽然有其合理性，但它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深度的理性思维，仅仅停留在了表层的视听享受上。长期吃这样的u2018快餐u2019，观众就会营养不良。因此，媒体开设国学的栏目，既要有讲故事的能力，也要具备对史料的深刻理解，只有这样，对历史的阐释才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张岂之的忧虑不无理由，事实上，国学热固然是好事，但也暴露出问题。

此前曾有学者分析，这股热潮反映出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人文教育的缺失，这使得人们渴望弥补自己在文化经典方面的不足，当然，大家希望补充速度越快越好，这就直接导致了书市的一个现象:解读经典的书热销，经典书籍的销量却十分平淡。对国学的过度娱乐化解读，弊端更加明显。从“脱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 ”，推论李白是大唐第一古惑仔；因为“冷月葬花魂”，推论林黛玉是沉湖而死，诸如此类，严谨的考证成了书面的文字游戏，趣味化开始剑走偏锋，以致走火入魔，这种倾向值得警惕。

张岂之希望从事中国传统文化推广的人们，“多做点踏实的工作，少点浮躁与喧嚣，国学复兴的步伐，可能会走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