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一鸣

程一鸣（1907—1986），广东省中山市人，1926年参加上海工人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返回上海，任中共上海五金机器工会党委书记。1931年脱离共产党，1933年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先后任南昌调查科军事股少校股员、南京复兴社特务处统计股股员、华南股和华东股股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军统苏州特别组中校组长、军统上海区书记、军统西北区区长、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训练班情报系主任等职。1945年5月调任军统局第三处处长。1946年后任粤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广东保安司令部视导室主任、广州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等职。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前夕，逃往三灶岛，后去香港。1951年任国民党反共救国军第十六路司令，后任国民党情报局澳门站少将站长。1964年，程一鸣在中共政策感召下回到大陆，受到中央有关领导的接见与关怀，安排在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任副主任、主任等职，并被选为广东省政协委员、常委、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1986年病逝于广州。

程一鸣先生，一九〇七年农历六月二十五日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亨美村的一个侨工家庭。八岁入私塾读书，十岁入村小学，毕业后进入云衢中学就读。公几个月，因母亲病死，父亲程爽续娶，他便停学做家务。

一九二四年的元宵节后，程一鸣离家经香港，乘轮抵上海，进虬江路“广东汽车公司”当学徒，后又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和永安纱厂等处做机器修理工人。

一九二六年夏，他曾到汉口，由姨父介绍到大智门附近一家机器厂做工，看到了工人革命运动。 一九二六年十月，程一鸣返回上海，在闸北青云桥光明电在厂做机器修理工，并住在青云路的一间民房亭子间，从而认识了同楼居住的上海大学学生马异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程一鸣按照马异的布置，在光明电器厂开展配合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

一九二七年二月，北伐军逼近上海市，军阀孙传芳退守上海闸北区。这时中国共产党提出支援北伐军的口号，领导上海工人起来部罢工，把这次总罢工变为第二次武装起义。程一鸣参加了这次武装起义。但这次武装起义遭受到孙传芳勾结帝主义的镇压，当时有一百多工人被枪杀，几百工人被逮。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工人在中共党的领导下再次发动总罢工，爆发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暂时取得了上海市的政权。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和上海租界的帝国主义者、买办资产阶级、黑社会势力勾结，策划了“四·一二”大屠杀，三天之内杀害了三百多人，五百多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踪。“四·一二”大屠杀后，程一鸣还到各工厂区和一些工人联系，在反革命白色恐怖下继续和敌人展开斗争。八月，敌人对他加紧了缉捕。党为了他安全，决定让他去苏联学习，接受马列主义的教育。

一九二七年十月中旬，程一鸣按照党组织的通知，乘船到海参崴再坐西伯利亚火车前往莫斯科，被安排进入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即中山大学）学习。在此期间由于苏共和中共党内的斗争影响，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清党中，程一鸣受到打击报复，给他定了阶级异己分子、对苏联不满并进行攻击、不学俄文、无心学习革命理论等三条罪名。一九三〇年五月毕业后，他和同学王人璇被送到莫斯科“铁锤镰刀”钢铁厂劳动改造。因表现积极，由工厂党支部建议送回中国工作。一九三〇年秋，程一鸣返回上海市，和中共闸北区委取得联系，被委任为五金机器工会党委书记。他一面在美昌洋行做工，一面由堂兄程保基掩护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地下活动，到各工厂和工人联系，组织秘密工会。直至一九三一年五月，因陈绍禹篡夺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大搞宗派主义，程一鸣被通知，停止同闸北区委和全国总工会的联系，从此脱离了中国共产党，自此以后，程一鸣在黑暗中徘徊，逐步堕落为特务。事情是这样开始的：

一九三年六月，程一鸣和亲威卢吉珊都因为脱党后感到苦闷，希望能到西北去搞军运，便一起到了河南省陕县拜访国民党十七路军杨虎城部陕西警备师师长马青苑.后因卢回上海照料学校，程一鸣接受卢的建议，留在陕西警备师政治部,搞宣传革命工作。“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正在奋起抗日。程一鸣认定要马青苑革命没有希望了，便留下一封信说要回上海搞抗日工作。程一鸣回到上海后，有时做工维持生活，有时去国本小学教书，还出版几期名叫《聊斋》的杂志。

一九三二年冬，有一批留苏学生叛变革命，成为国民党的特务。这时，国民党特务通过同学吴景中要程一鸣到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留俄学生招待所”报到。此事引起了他的思想斗争。经过考虑，觉得只有两条出路：一条是逃往苏区革命根据地，但他认为陈绍禹一伙已把自己排挤出党；另一条是逃往汉口也是在国民渖统治下。最后他认为自己已和中共没有关系，抱着侥幸的心理，仍然留在上海。由于这一错误决择，致使他走上了反人民的道路。

一九三三年春节，吴景中到程一鸣家拜年，又向他提起到南京的事。在吴的怂恿下，程一鸣终于从上海研究院“汽车系”的研究委员。过了几天，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干事张冲约他谈话，要他为“领袖”效忠，交通过于国祯发给他一张“自新证”后，便离开了“留俄学生招待所”，不久，离开了交通研究院，返回上海。后又经同学邓文仪介绍到南昌，被派担任调查课军事股少校股员。因南昌飞机场失火，烧毁飞机事件发生，蒋介石大怒，航空署署长徐培根被撤职的同时，调查课也被解散并入南就复兴社特务处。程一鸣被第一批调到南京，在复兴社特务处第一科统计股当股员，接着先后担任华南股和华东股股长。自一九三四年起，程一当了多年情报教官。一九三七年爆发“八·一三”沪战后，程一鸣被调外勤任复兴社特务处苏州特加紧组中校组长。当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设在苏州程一鸣负责搜集日军和吧奸活动的情报。苏州沦陷后，程一鸣到了上海，一九三八年春，任复兴社上海区书记，从事秘密的特务组织活动。八月后，复兴社特务处扩编为“军事委员会调查令计局”（简称军统），程一鸣被调到湖南省临澧县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专任情报教官，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五日，在湖南省黔阳县任“军统局常殴打学员。被说拉拢学员，而被囚禁在贵州省息烽县“阳朗坝监狱”，后又转押入“白公馆监狱“。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被释放后，调任甘肃省兰州市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官训练班任情报系主任教官、总教官。一九四一年春，调任军统局西北区区长。公开的名义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调查室”少将主任，兼“第八战区执法总监部调查室”上校主任。一九四五年五朋，调任“军统局第三处”处长。日本投降后，程一鸣随同戴笠，在上海社美路七十号成立军统局上海办事处，戴笠兼任上海处长，程一鸣任该处行动组组长，兼任淞沪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处长。

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淞沪警备总司令部结束，程一鸣调任交通部粤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长。曾被派往昆明帮助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侦破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案件。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国防部保密局成立，程一鸣被任为粤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后又任陇海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

一九四八年，程因不愿参加内战，于十月辞去陇海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的职务，十一月，从西安返抵广州市，决定离开国民党特务组织，常常跑到香港。

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在南京垮台后，躲在老家奉化溪口，在幕后继续指挥他的残余力量。四月，蒋介石通过到溪口的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文，通知程一鸣到溪口见他，蒋要程一鸣提出整顿保密局的意见，并组织一个特务的监察网，程不愿意接受蒋介石的命令，住几天后，借口要回广州和宋子文商量工作，返回了广州。

一九四九年五月，宋子文离粤经香港逃往美国后，薛岳继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程式一鸣为广东省保安司令部视导室主任。这时，他常常以“视导”为名返回澳门家里。七月，广州市成立“广州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改为”保防处“，程自任保处处长。仅仅两个多月，十月十三日早上，即广州市解放的前一天，程一鸣便和广州卫戍总司令李及兰共乘飞机逃往三灶岛，再坐船逃往澳门，以后迁居香港。

不久，台湾毛人凤（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派人到香港找程一鸣，他避而不见。毛人凤不满程的举动，造谣说他投奔大陆，向共党靠拢。并在程的人事卡上注上叛变字样。但在一九五一年冬天，国民党国防部又发表公报，任命程一鸣为“反共救国军第十六路司令”，后任国民党情报局澳门站少将站长。国防部次长郑介民要他到台湾。一九五二年一月，程一鸣从香港到台湾。郑介民和程都是留俄同学，知道程在莫斯科学过“游击战术”，便要程写一本《反共的游击战术》。七月，程返回香港，开始写此书，但他由于没有打游击战争，闭门造车，无法写下去。于是，他到香港中环各书店去找有关游击战术的参考材料。在书店里年历到毛主席的著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他第一次读到毛主席的著作。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台北市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压迫，捣毁美国驻台湾大使馆新闻处。这件事也给程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期间，程在香港回归经常看到新中国出版的报刊，在电影院有时看到新中国的电影，读到各国对新中国的报道，又听到中国各地的广播，他逐渐了解到祖国的实际情况，促使他的立场转变。程为了了解新中国，在澳门星光书店订阅了《人民日报》和《人民画报》从中看到一九六三年六月上日国民党空军人员徐廷泽驾机起义的消息和读到六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的社论的一段话“我们一再重申：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职位的高低，过去犯了多大的罪过，都本着u2018爱国一家u2019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他们弃暗投明，起义归来，并按照他们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的安置”。“我们对一切爱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永远开着u2018爱国一家u2019的大门”。

这一段话给了程一鸣很大的启发。

一九六四年秋，程一鸣在澳门唾光书店买到一卷本《毛泽东选集》，读到《论政策》的一段话：“对于判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程一鸣终于找到了一条光明的出路。一九六四年十二十三日，他毅然携带武器和特务人员名单投奔社会主义祖国，回到广州开始了新的生活。程一鸣从澳门回来后，受到中央有关领导人的接见和关怀，并予安排，曾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参室副主任、主任，省政协“三胞”联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程一鸣先生对党和政府、政协的安排任用非常感激，他积极履行职责和工作。一九八五年他还带病赴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在患病期间，他仍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并积极撰写自己的回忆录，留下了许多宝贵史料。政府、政协和有关部门负责人曾多次前往医院看望他，并要求医务人员根据他的病情制定方案，精心诊治护理。但由于他的病情严重，终于在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