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可传

周可传，1911年生，广西上林人，1935年到日本留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秋，到第五战区一七四师政治部工作。1939年夏，受党组织指示，到三青团广西支团任组织组长，积极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为党组织搜集国民党广西当局的军政情报。1942年桂林“七九”事件后，转移到广东、香港等地，从事抗日宣传和抗日武装斗争。1944年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时，在宾阳区民团指挥部任政治顾问。1948年冬，参加领导上林南区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斗争。1949年5月29日，在宾阳下河庄地下交通站养伤时，不幸被捕。同年6月10日，在巷贤新桥被敌人杀害。（资料参考：天堂公墓）

1934年周可传南高毕业，到南宁乐群社当职员。社总干事程思远赏识他。志存高远的周可传1935年东渡日本读早稻田大学，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党活动，跟学友苏蔓、苏文坤、梁炎昌等感情笃深。1937年七七事变，激起了周可传与同学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10月，周可传和梁炎昌等取道香港回国，投身抗日救亡洪流。

1938年春，周可传回到广西南宁，在邕宁国中教书，并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和爱国宣传活动。时秋，他赴安徽抗日前线在第五战区第一七四师政治部任宣传科长，精明能干，责任心强。在周恩来等同志指导下积极进行党的秘密活动，掩护鄂豫皖区党委、立煌中心县委；发展党的组织；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动员组织战区群众坚持抗战；支持前线和为战地服务；做桂系军政人员的工作等，激起了战区抗日的热情。

1939年夏，周可传受党中央的派遣回广西工作，中共南方局叶剑英把周可传的党组织关系转入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凭程思远的关系，周可传打入了广西三青团部，程以书记职务之便将组训组长转任周可传，周以合法身份进行党的秘密工作。此后，周可传发觉原组训组长方某搞派别，反动顽固，就撰文《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工作精神》发表，揭方劣行，获程思远、李任仁(民主人士)支持，并用计挤走了方等反动分子。周可传随后利用职权之便，安插我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进三青团。至此，三青团领导核心逐渐掌握在我党手中，并成为进步青年的活动中心和我党战斗的阵地。周可传在三青团工作期间，掩护党的活动，团结广大青年群众，同三青团内的反动分子作斗争，并运用各种方式宣传抗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和专制独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引导青年阅读进步书籍报刊，走革命道路；还向党组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提供了不少广西国民党内部的重要情报，在抗日救亡中起了骨干作用，党中央给予很高的评价。1940年周可传与侯甸等到重庆国民党中央党政训练班集训。经组织安排，周可传见到董必武，董说：“你们广西三青团的同志很不错，做了很多工作，希望以后继续把工作做好。”周可传深受鼓舞，对革命事业充满了信心。后来他常到八路军办事处找曹瑛和李克农联系工作，此后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恶言攻击三青团，矛头指向周可传，说周可传把三青团“赤化了”。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特务歹徒公开向革命青年和进步力量进攻。形势恶化，周可传审时度势，组织同志们反击恶敌，周利用掌握的人事权，安排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分别担任广西三青团分布在各县的22个分团中的主任、书记、股长，使各县得以相继成立战时工作团。部分县成立中共特支党组织，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各县分团在各地抗日救亡中起了骨干作用。一面掩护地下党员杨富凡、邓建成、华嘉夫妇、区雪蕊等同志以到黎塘创办开智中学为由分散转移。(在周的指导下，后来的开智中学成为粤桂边南路回广西工作的同志和地下党同志秘密活动的落脚点，为革命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不久，周可传到三青团贵县分团与共产党员梁宁、苏荣灿和卢哲不断地交换情况，开展地下活动。以后他便在上林、宾阳、贵县一带奔走进行地下革命活动，如第一次回乡在巷贤鼓动村人开办了夜校识字班，宣传抗日道理，第二次回巷贤时又劝导村人卖祭资田筹款买枪打日军，这为后来巷贤乡青年抗日自卫大队的成立和上林南区的武装起义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2年4月，一天，有个人到三青团部找周可传说是党派来的，联系的暗号是四字，来人错漏后尾两字，周可传不敢贸然相认。以后再也没有人复来与他接头。从此，组织关系被中断了，但周可传仍然自觉和周围党员同志们一道抗日救国，与反动派作斗争。

1942年，桂林发生“七九”事件。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苏蔓、罗文坤夫妇等同志被捕牺牲。过去，苏、罗与周可传同留学日本，在桂林又常来往，今遭敌害死，周可传极度悲痛，激起了对敌人的愤恨，他语重心长地嘱咐同志们提高警惕，注意敌人的新动向。

1943年1月，周可传夫妇、杨富凡夫妇及梁炎昌等从桂林到黎塘创办开智中学，梁炎昌任校长，周可传任教导主任，其他人任教师。周可传想借梁瀚嵩(梁炎昌伯父，第四战区宾阳区民团指挥官)身份作掩护，把开智中学变成地下党的一个据点。学校办起来了，除了传授文化知识外还教育学生爱国抗日。国民党反动派得知周可传的革命活动，就派人去抓，梁瀚嵩在桂林得知消息，便派人通知梁炎昌转告周可传。一天傍晚，一车国民党兵开到学校要抓周可传，梁炎昌一面应付，一面用本地话吩咐堂弟梁宝昌立即带周可传从学校后门转移隐蔽。天智中学在1943—1947年间，在梁瀚嵩、梁炎昌的保护下，一直是地下党同志往来的落脚点，如地下党员林克武、卢哲等同志充任教师，借此隐蔽，进行革命活动。1946年林克武从粤桂边南路带一批同志回广西工作，领到开智中学以教书作掩护，指挥各县南路归来的同志工作。周可传把开智中学作为我地下党的一个据点的想法变成了现实，为革命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开智中学，周可传和地下党同志常商讨并开展统战工作。当时梁瀚嵩与其他军阀有矛盾，梁有抗日进步的一面。周可传找到梁，做他的统战思想工作，梁即任周为指挥部机要秘书。后来，周又说服梁，同意周可传推荐的地下党梁宁、卢哲和进步青年陈保芹等人在梁指挥部挂职，借此开展地下党工作，并推荐卢哲任指挥部政工队长。梁瀚嵩在成立指挥部大会上，宣布周可传、卢哲是他政治的左右手。周、卢他们继续做好梁瀚嵩的统战工作，打着指挥部的旗号，在敌后策划建立一支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宾阳沦陷前夕，指挥部从宾阳迁到上林镇圩。

周可传随同指挥部到镇圩，他把上林抗日斗争工作的部署交代卢哲后，与梁商量同意后便带九位同志翻山越岭前往宾阳县镇龙山，在敌后筹建宾阳县政府。县府建成后，梁瀚嵩派其侄儿梁炎昌代理县长。周与梁互相配合，积极策划以镇龙山为依托开展抗日自卫斗争，进而发展到昆仑关，大明山一带，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1944年8月，根据广西省工委 “一切为了建立抗日武装”的决定，卢哲、梁宁听从周可传的意见，一面协助梁瀚嵩在上林建立五个区民团联队，与他们保持统战联系，争取他们积极共同抗日；一面与各地的地下党、革命进步青年加强了联系，在镇圩、圹红、古蓬、思吉、白圩、巷贤以及宾阳北区等地，发动群众组织扩大武装，建立大小不等的70多支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60多次，歼敌300多人，俘敌30多人，缴获三大批军用物资，攻下古蓬、红渡、北栏三个敌人据点。

1945年3月，日军败退，国民党恢复统治。周可传与其他同志迫于形势，转移贵县、玉林等地乡下，开展新的工作。期间，周可传要梁宁设法为他找寻党组织关系。一叶知秋，可见周可传坚心向党。周可传于1946年下半年到广州寻找党组织关系。周就住在高中同学莫荣甫在广州开设的“力生庄”商行做秘书等一类工作，利用商行掩护革命活动。在此期间，不少广西地下党同志去广州和香港都由周可传安排在商行仓库避敌搜捕。1948年1月，为疏散隐蔽，周可传妻区雪蕊、好友邵德宏到广州见周可传，周可传安排他们在花县的杨村小学教书，并做宣传工作，发动师生出演《一江春水向东流》、《兄弟开荒》等进步戏，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与支持。

1948年10月，周可传去香港联系上了杨德华、冯培澜，回来后他高兴地说，他的组织关系问题已向香港地下党组织全部讲清了，中共南方局的杨德华派他回广西游击区工作。

1949年1月，周可传夫妇和上林地下党卢哲接上头，决定在上林南区搞武装斗争。周可传决定送妻孩回贵县。临别时，周可传满怀激情地说：“我到游击区工作困难，干革命总会有危险，有牺牲的，不要怕，万一我遭不幸，你要带孩子，坚持斗争，共产党是一定会胜利的，党组织和同志们会照顾你们的。”这正是周可传铁心革命，可敬可歌，一生革命的真实写照。

进入1949年，周可传和卢哲、周国杨、卢建文等人在巷贤组织武工队准备起义，发动群众、培训骨干。时任武工队参谋和顾问的周可传亲自讲课，讲解放战争形势，讲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深入浅出，启迪人们。经培训的骨干明理识世，个个摩拳擦掌纷纷筹枪集弹。1949年1月，武工队攻打了国民党黄华山金矿，收缴金矿武器，没收库存矿沙和黄金并分给群众，揭开了上林南区武装起义斗争的序幕。4月下旬，上林南区游击队在巷贤新隆村商议，组织刺杀县联队长李文澜，攻打伪巷贤乡公所，破仓济贫。当时有人怕打不过敌人，周可传说：怕什么，一是我们化零为整，敌驻我扰，敌进我退，以大明山为靠；二是化整为零、分散隐蔽，侍机歼敌，搞武装斗争，使上林革命斗争形势形成南北呼应的态势，以震慑乃至消灭敌人，如今形势是鸡叫天将亮，我们会胜利的。经周鼓动群情激昂。武工队随即通知各村骨干发动群众投入战斗，不久捉拿了国民党巷贤乡正副乡长，击败其团伙，缴获一批武器，还把巷贤的六个粮仓10多万斤粮分给贫农。对这上林南区武装起义，反动当局惊恐万状，国民党县长王赞光急忙向上求援。不久，敌几营人从上林、宾阳、武鸣三路向南区进剿，游击队分散隐蔽，周可传与游击队一小组撤至六河村时跌伤脚，被敌宾阳团队包围。周可传、周展才等同志被捕，被关在巷贤乡公所。敌人对周可传严刑拷打，周可传坚贞不屈。敌上林民团副司令陆华山软硬并施，诱可传说同意与其合作，可当司令云云。周可传一听大骂，怒斥陆华山。敌上林自卫第一联队长李文澜讥讽周可传说：“现在捉住你，怎么样?”周可传坚定地回答说：“不怎么样，今天你杀害我，我有无数的革命人民明天会审判你。”敌人面对宁死不屈的周可传策穷无奈，又怕游击队营救，于1949年6月10日在巷贤圩把周可传杀害。碧血殉国，光耀日月，先烈的血没有白流。1949年11月5日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独五团第三营北上与上林北区的独五团第二营集合围攻白圩，解放三里，实现了周可传提出的把上林南北游击区打成一片的夙愿。12月9日，第三营回师巷贤清扫残匪，活捉杀害周可传的匪首李文澜并枪决，终于为周可传报仇雪恨。

周可传牺牲后，粤桂边纵队第八支队司令员杨烈主持召开追悼会。1981年8月，广西区党委组织部作了《关于周可传同志党籍问题的决议》，恢复周可传党籍并赞扬他革命的一生。碧血染上林，浩气存千古。周可传的英名永远铭记在上林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