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鲁湘

王鲁湘，一位电视布道者，从坐而论道转身与公众对话，共同提升着中国电视传媒的思想品质与知识视野，他试探出了中国文人价值最大化的另一出口。王鲁湘把自己形容成喜欢寻觅“野食”的“杂食动物”。他不喜欢“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传统式文人生活。他勇敢地从体制内迈向体制外，成为一个以自身能量试探文人价值的知识分子。

王鲁湘的自我评价是：单项未必拔尖，但综合能力比较强，在抽象思维能力、形象思维能力、时间、空间感受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即兴发挥能力等方面，兴许可以拿到十项全能的前几名。

“我50岁了，从来没做过一件我要做的事情。”

说这句话的时候，王鲁湘表情平静，语调亦不激昂。就像他在耍幽默时一样，不动声色——被问及最喜欢什么样的访谈对象，他说“凡老人都喜欢”，然后，悠悠地加上一句：“老人的太太都很喜欢我。”

他自称性格平庸，但做节目却一定要特立独行，绝不重复别人说过的话。他行事低调，但思想张扬。

他有一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傲气，充满韧性，可以遭受摧残，甚至可以被遮蔽，但从不因此改变。

“我对画感兴趣，但我对您更感兴趣。”1月14日下午，关山月美术馆第二十期四方沙龙连过道都坐满了人的现场，一位女性听众站起来对主讲人王鲁湘大胆“表白”。

而在讲座之后，几乎全部的听众都涌到讲台前，然后一路“围追堵截”，直到王鲁湘坐上车离开。这种场景几乎让人要怀疑其实是某个大牌娱乐明星到了深圳。

这一天王鲁湘所讲的主题，是《五十年代中国山水画为什么会走向写生》。他是如今鲜见的不用多媒体而开讲座的人(他不会用电脑，但是准备了45页的手写讲稿)，开讲10分钟后，他渐入佳镜，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人来疯”，构建出一种汪洋恣意的气场。

他不像易中天也不像张颐武，他穿中式长衫，似乎不那么激情高涨，也不负责提供频率密集的笑料。但他有一种深沉的幽默感，让人始终可以保持对他的心领神会，然后，在大笑的同时思索。他更像是一个中国文化的GOOGLE或者百度，他对知识的信手拈来的引用，轻易就具体到某一年某一月在某个场合某个人说了句什么样的话，让这个不会用电脑的人，完全比电脑的搜索还要厉害。

听众的表白显然证明了王鲁湘如今的身份，他不可能像他自己定位的那样，是个单纯的文化人，尽管《文化大观园》所涉及的，并非热点话题，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但王鲁湘本人就是热点，就是电视明星。他在2003年就被《新周刊》评选为“2003中国年度新锐榜”年度知道分子，并且，他的光芒从2003年闪耀至今。

也正是如此，当王鲁湘出现在凤凰卫视2006年12月16日《一虎一席谈》节目开展的“废除伪科学”的辩论现场之后，网上有人专门分析了他在当天的表现。

其实王鲁湘只是被临时拉过去参加了那次辩论，“伪科学”这个命题对他来说，实际根本就是个“伪命题”。原定的嘉宾之一不能到场，王鲁湘被胡一虎“骗”过去救场。秉着救场如救火心态的王鲁湘，没有料想到现场会那么激烈，2个老科学家当场吃救心丸，而他本人除了偶尔说一两句话，大部分时间都在劝架。那次经历让他思考——电视的道德、责任在哪里？你到底有没有是非？“从话题的设置上看，你似乎是有是非的，但到最后，你只剩下现场。”

所以王鲁湘更愿意做文化类的节目，因为社会话题一定有是非，而他最不想使自己的节目有杀气，有戾气。

过去十几年，王鲁湘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角色，而在前不久做《文化大观园》“岳麓书院”那期节目时，对方对他说：“王先生，你现在是唯一的中国文化的喉舌。”这句话帮王鲁湘找到多年没找到的定位。

“尊严”是王鲁湘的关键词。

2003年《新周刊》给他的评语是：　……他示范了一位学院派的知识分子通过电视向公众释放知识能量，转向知道分子的成长历程，这位电视布道者及他的知道分子同行们，……试探出了中国文人价值最大化的另一出口。

看起来王鲁湘的转型承担着宏大的命题，但对他个人来说，走进电视，最初的原因，是为了让自己和家人活得有尊严。

1986年底，王鲁湘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师从宗白华。当时90多岁的宗白华虽然今天被公认为中国美学大师，可在那个时候，却因不公待遇，连副教授都不是。老人患有前列腺肥大的毛病，总是要去厕所，晚上起夜时不慎摔跤。王鲁湘带着老人去看病。北大校医院说看不了这病，让王鲁湘带着先生去北京三院。当时的北京离供应暖气还有一个月，正是最冷的时候，两个人在北京三院的走廊里等了一个下午。宗白华不到5分钟就要去一次厕所，常常解了裤子要站半天。王鲁湘终于火了，冲进门诊闹，差点发生了肢体冲突。可北京三院也说看不了老人的病，王鲁湘只能带着老人先安排住在北大校医院。他找教研室主任，找系总支书，再找到当时北大党委副书记，请他打电话让北大三院收留老人。

“我当时专门去了解了，北大三院至少有三间病房。”王鲁湘说。可是，对方的回复是：“你宗白华不够格！”

“这句话对我打击特别大。”20年过后，王鲁湘表情依然沉重。

老人在北大校医院住了一晚，可能是因为导尿管的问题，并发感染，开始尿血。王鲁湘急了。又去找友谊医院。他请北大党委找到统战部，给当时的卫生部长写信，然后，拿着批示信才能把先生送进友谊医院。

但15天后，宗白华被强行送了回来，因为没暖气，他又并发肺炎，只能住回北大校医院。10天左右后，宗白华去世。

前后20多天，先生离开人世。“就这么被一泡尿给憋死了。”王鲁湘感受到一种绝望。“我深感受到伤害的是尊严。这是我为什么对尊严这么敏感的原因。”

今天的王鲁湘，对命运似乎有种“逆来顺受”的美德。深圳市文联主席董小明说王鲁湘自我掌控能力非常好，理性很强大。编导剪节目，要的是流畅，于是他把认为是精华的句子剪掉了，他心痛，但并不反抗，“事情就是这样”。他脾气暴，有时候说着话声音就会突然提高8度，但是他并不是个愤怒的人。他更少提及曾经因做电视片《河殇》而被关押的日子，但他今天依然坚持当年的观点——其实，王鲁湘隐忍，而不退让。

人物时代：你在电视里的形象虽然有激情但是似乎不够尖锐，有人认为你在迎合采访对象，展示自己的知识结构，但却没有交锋和怀疑，缺乏更多的探讨。是不是因为你所说的知识分子进入电视后“主体立场丧失”了？

王鲁湘：人随着年龄的变化会有很大变化，我现在越来越没有质疑的精神，我现在质疑自己质疑的能力。这个事情你有没有资格去质疑？我其实从来都不是很好的提问者，我回顾我从小到大，从来都不喜欢问问题，有问题不会去问别人，喜欢自己去找答案。不知道这是我性格的弱点还是优点。我很怕因为谈话的问题造成对方的难看，怕别人不舒服。

人物时代：但是你要为观众负责，可能观众会希望看到有交锋的尖锐对话？

王鲁湘：我讨论的不是关于真理的话题，不是会影响到国计民生的话题。文化的问题没有是非，是非常柔性的，很少有真正刚性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文化类的对话节目，是两个人之间的太极，我是一个推手，而不是刀与枪的对话。文化类对话节目要看推得怎么样，是不是行云流水。所以我特别不喜欢《一虎一席谈》，人为设置了两个极端，让双方站在不同的立场你来我去地争斗。

人物时代：有人提出要警惕像你这样的学者，说你老生常谈，并且有迷惑性，会让观众丧失辨别能力。你在接受《新周刊》采访的时候指出民众对专家的不信任是不理性的。我同意你的观点，尤其是网络言论，情绪化的问题非常严重。但是，专家自己是不是完全没有问题？

王鲁湘：当然有问题。至少专家应该传达有用的信息。但最突出的问题是，在信息传播完全平面化的今天，传播的民主和接受的民主的双方关系之间，首先要维护传播的民主。(那专家呢？)自己好自为之。　我依然坚持《河殇》中的观点

人物时代：你是《河殇》的编剧，还因这部电视片被关过9个月。你现在仍然坚持你在《河殇》中的观点吗？

王鲁湘：依然坚持。有人认为50岁的王鲁湘是对20岁的王鲁湘的反抗。但其实中国哲学讲“时”，任何一种观点、态度、立场，不放在“时”中去考虑，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它。在当时的年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启蒙，所有读《河殇》的人都会把我看作是全盘西化的典型代表，彻底反对中国文化，但我个人不接受。我只是对中国文化反思，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是要接受工业革命的洗礼，建立工业革命带来的法律制度，而今天我却认为这个过程已经结束，现在再去讲“启蒙”是很可笑的，真正受威胁的是中国文化，是全球化时代下民族文化的危机。这个时候如果意识不到民族文化的危机就和上个世纪80年代时意识不到要对传统文化反思一样荒唐。

人物时代：《河殇》一个重要的观点是，提出了“海洋文明”。“海洋文明”就是一种全球化的文明。最近深圳申大的口号是“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这其实是一句非常迫切地渴求全球化的口号。但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全球化。你呢？

王鲁湘：反对只是态度。知识分子可以，而且应该扮演这种角色。我肯定不会反对全球化，中国和全球化的关系是由三个事件组成的，第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第二是加入世贸组织，第三是要履行全球化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任何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回过头都不会贬低其历史意义的，就是中国全球化的主观努力。以我读人类文明史的有限知识，得出的最根本的关于人类进步的动力，就是开放。看起来是个很简单的词。这个社会可以什么都没有，可以愚昧透顶，可以闭关锁国，可以被战争变成一片废墟，这些都不要紧，只要是开放的社会和开放的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修复自己的机体，会进入健康的历史轨迹。

人类文明横向传播和移植的速度是你想象不到的。人类进步的轨迹就是螃蟹走路，是横着向前，在外来文明的引力之下走成一条斜线。它不可能直着走，你必须让它有空间，不能限制它的方向。这是中国崛起的唯一条件。我非常赞同索罗斯的观点，他1985年第一次到中国，捐钱建立开放基金，他提出社会主义并没有错，是执行有错，是闭关有错。

人物时代：你说自己“善良、软弱，基本不会说不”，那么大众媒体批评了你，或者学术圈子批评了你，哪个更让你难过？你更在意哪一个？

王鲁湘：我好像没有听到过什么像样的批评，可能我还不构成批评的对象。比如你因为《纵横中国》批评我，是要看我作为答问者的角色是否合格，而我现在是主持人，是一个做菜的人，要看的是我有没有把受访者的兴趣勾起来，让观众得到语言和知识。但是像我对黄宾虹的研究，这么多年都没听到批评了，去年才听到(去年关山月美术馆举办黄宾虹研究论坛时，学者郎绍君对王鲁湘提出批评，本报对此进行了报道)。我也是老江湖了，《河殇》那时候的讨论多激烈啊，我非常怀念那种大讨论当时任何的参与方都不持什么立场，都是在讨论作品本身而没有由此去带来其他争论，比如涉及个人的争论。但现在，对任何一个热点的讨论，都很少能看到对其内容的严肃探讨，都在说人。

人物时代：你还为五叶神代言，我在一篇访谈里看到你为这个品牌说了很多好话，建构了一个理论体系去表扬它。你自己说民众不信任专家牵涉到利益的东西。那么你是否担心这样的广告和访谈会影响到民众对你的信任度？

王鲁湘：我当时没想过那么复杂。我是真的觉得那个牌子可以减少伤害。现在我已经戒烟了。

人物时代：所以如果影响到了信任度，那也就只能这样了？

王鲁湘：对。

人物时代：你的上一个春节是怎么过的？

王鲁湘：“无可奈何花落去”啊。春节就在家待着，不用工作，不受打扰，安安静静就好了。我从来不讲究仪式感。我要求文明有仪式感，但我个人生活是名士做派。国家典礼要很庄重，但我个人独处的时候是很散淡的，像魏晋名士那种。我最欣赏的是嵇康，他是真名士，真有本事，对生死参透了，他不像其他名士，装疯弄傻，故意做出姿态，他真的去打铁，平和、从容地去死。他对世界上美好的事情有一点留恋，唯一遗憾的就是《广陵散》这样好的曲子没有了。

甲申清明节举行的黄帝陵祭祀大典，首次采用国家级祭祀规格，发达的资讯手段将空前的盛况展示在全球华人面前———相信看到巨龙腾飞的那一刻，每一个华夏儿女都会为之震动。凤凰卫视和陕西电视台特邀有“知道分子”之称的著名学者王鲁湘先生进行现场讲解，王先生的博学和睿智令人钦佩，但在谈及龙时，却有错误和不确之处。

考古发现证明，中华龙起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已有八九千年至上万年的历史。目前可见的最早的龙是山西省吉县柿子滩岩画龙，此龙因已非具体动物的描摹，而是一种多元素的集合，虽与之后新石器时代的“原龙”有区别，但符合龙的创生规律，故可将其称为“萌龙”，即最早萌生的、处于萌芽状态的龙。此龙距今达一万年。接下来有：出土于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的石块堆塑龙，距今八千年左右；出土于陕西宝鸡北首岭的陶壶彩绘龙，距今七千年左右；出土于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蚌塑龙（即王先生最后展示出来的龙），距今六千四百年左右；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小山遗址的陶尊龙纹图，距今六千年以上；出土于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的玉雕龙（即王先生展示的C形玉龙），距今五千年左右；采集于辽宁省建平县的龙形玉佩（即王先生首先展示的玉猪龙），距今五千年左右；出土于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的环形玉龙，距今近五千年……

最早的“萌龙”因学界尚有争议，不提也可；但王先生没有提及距今达八千年、有“中华文明起源标志之一”称谓的查海龙实在是一个失误；而且，王先生认为距今五千年左右的建平龙、三星他拉龙早于距今六千四百年的濮阳龙，更是明显的错误。

新石器时代及随后的青铜时代，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期和中华民族的形成期。考古发现证实，在和这一时期相对应的东北红山文化，西北、中原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中原、山东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东南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中南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区系类型文化中，至少产生了蛇龙、猪龙、鹿龙、鸟龙、马龙、熊龙、鱼龙、鲵龙、鳄龙、虎龙、牛龙等十余种“原龙”。中华民族的主体在这各大区系，众多类型文化的交汇影响、彼此“容合”中逐步形成，作为这个过程的参与者、伴随者、见证者和标志者，龙也经同样的“容合”———历“原龙”、“夔龙”、“飞龙”等不同阶段而基本定型。于是，龙的起源便具有了多方位、多地域、多元共生的特征，不仅出现于辽河流域、黄河流域，也出现于长江流域，而王先生所讲的，龙在环渤海流域最早出现的说法显然失之片面。

还有，王先生在讲解中没有说清楚龙与黄帝的关系。其实，龙之所以能成为黄帝族崇拜、运用、比附、象征、升华的对象，是龙在多元集合过程中所形成、所体现、所凝结的精神品格，与黄帝的精神品格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龙的精神可以用容合、奋进、福生、谐天来概括，这样的精神，同样体现在黄帝身上。正是因了这样的精神底蕴，龙才走过上下两个五千年的风雨历程，成为中华民族的标志和象征，华夏儿女才成为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注：容合，是兼容、包容、宽容与集合、综合、化合的概称。）

书名：河殇

作者:苏晓康,王鲁湘著　ISBN:

出版社: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金枫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8

原价:￥40.0元

普通会员:￥125.0元

电话打通时，王鲁湘先生刚从汉城回来，而第二天就要飞赴昆明。于是在他前往春城的前夕，《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赶到王鲁湘先生家中，同他就世界小姐总决赛引出的一系列话题，进行了一场务虚式的交流。

《国际先驱导报》：世界小姐总决赛将在三亚举行，媒体竞相报道。现在，选美的标准由多元的环肥燕瘦，变为单一的苗条骨感。这是否说明人们的审美观在渐趋一致？

王鲁湘：在全世界，审美观是日益趋同的，最明显的是衡量白人美女的尺度成为普世化的尺度，不仅体现在可以量化的身高三围，而且体现在不能量化的眉眼的距离、眼眶的大小、嘴唇的厚薄、脸颊的宽窄……这些都成为了衡量美貌的重要标准。

这是因为强势文化的审美观会影响到弱势文化，强势文化正在输出标准、普及标准，我们处在被输出者、被改造者的地位。

《国际先驱导报》：这种西方标准成为普世化标准，对于我们公平吗？

王鲁湘：选美是一种竞争，这种竞争是基于人种差异的竞争，不是先讨论出一个对各方都公平的标准，而是西方在自己社会这个封闭的圈子里按自己人种的客观自然条件确立一个标准，就把这个西方的审美标准强加到我们头上，这是不公平的，而我们东方人原本是有自己的审美观的。

《国际先驱导报》：选美活动是不同评委口味调和的结果，这其实就形成了一种潜在的标准，这种操作模式对于这种审美观有何作用？

王鲁湘：选美活动、选美产业、选美文化成为环球一统的审美标准的推广工具。从客观效果上看，西方不仅通过媒体、电影电视推广，而且通过选美这种“活人秀”——活人在全世界展出，把这个审美标准推出去。

《国际先驱导报》：审美的标准是流动的，比如原来曾流行丰腴，后来流行骨感，目前在全球风靡的骨感美是不是也会过去？

王鲁湘：我认为骨感美人的时代很快就要过去了，并且关于审美的标准化、同一个模式的时代也很快会过去。审美标准跟着强势文化走，占据强势的文化，如果能维持足够长时间的话，它的审美观就会广泛传播。而世界文明的风水流变中，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国际先驱导报》：有学者称，西方的审美观在侵蚀东方传统的审美观，并认为是一种后殖民主义的文化侵略，您怎么看？

王鲁湘：后殖民主义的文化侵略这种提法不过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论述的一个变种，这种立场从现在看是较为偏颇的。对这种现象，我的建议是先不要贴标签，客观地看，实际上选美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满足了人对美的需求。

《国际先驱导报》：如今视觉观感越来越重要，美丽意味着胜利，美丽者通吃，那大多数普通人怎么办？

王鲁湘：首先，这个命题不对。美丽的人并不能通吃，很多领域不需要美丽。就是在最需要美丽的电影电视行业中，也有很多人不符合大众审美标准但仍很成功。相反，对于美人来说，维护美丽有时会成为一种负担。

美是一种力量，对个人来说它是一笔财富。不要说在人类世界，就是在动物世界，美都是一种力量，我们人类社会只不过沿袭了生物界的这种惯性而已。美是一种生产力，很多天生丽质的人就是可能会比别人付出更少的努力。我们不应因此而排斥美丽。但另一方面，美丽的人也面临着比资质平庸的更多的诱惑。

《国际先驱导报》：现在整容手术制造出来的“人造美女”真不少，面部移植的相关技术已经成熟，这种大规模地反自然行为有什么危害？

王鲁湘：我刚从汉城回来，我发现韩国的整容业——我把它称为“美丽产业”——已经成为重要的产业：在汉城的一条街上能有200多家整容院。现在整容在韩国带来了不少问题，一个是整容的手术费用和之后多年的维护费用相当昂贵，很多没有支付能力的人都去做手术了，他们费用来源都成问题。还有就是因为年轻男女整容的太多，发现孩子生下来和父母都不像，有的还引发纠纷。

《国际先驱导报》：如果以健康的心态追求美，“选美产业”在中国的发展状况能否用您的一句话概括？

王鲁湘：中国人的选美已经开始探索自己的模式，前段时间的中华小姐选美就是个例子。

2002年的国庆节，王鲁湘记得非常清楚。这一天，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在京广大厦护照受理站递上了自己的申请表，这一回，他的材料没有被直接扔回来。

“我当时就觉得有戏了，”忐忑与兴奋之中，他听到窗口里的女声对他说：办好了护照，是你自己来取，还是直接寄到你们家啊？

很快，他作为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的秘书长去了韩国。

那是他第一次出国。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是“消失”的，他用了无数个笔名，“随便起一个就用”，有点像十八变的孙悟空。很少人知道那是他。更多的时候，他甚至没有名字。

他在京北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度过了9个月，那段时间，看书是唯一的生活。

接着，他迎来了有光但近乎窘迫的日子，他和妻子靠着他70%的基本工资过活，“只有几十块钱”——即便在1990年代初，这也是不高的收入。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社会气氛开始有了变化。人们敢找他帮忙了。他脚跨两界，在电视圈，他帮朋友们撰稿、策划节目，在美术圈，他写评论、组织演出活动。

生活有了好转，但他仍然不是“他”。

199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20周年。一直潜伏的他，隐约觉得，是时候把头露出来了。央视一个大型纪录片，作为总撰稿的他，这次要求署真名。央视为难，去请示上级。

当时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白克明听说后，颇为吃惊，回话：当然应该署真名啊。

2001年，王鲁湘加盟凤凰卫视，并很快被一些“新锐”媒体封为“中国第一知道分子”，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本人根本不知其意。

他说，自己很感谢那段岁月。

“首先就是把我从体制内逼出来了，第二就是把我从书斋里逼出来了，三就是把我从书本里逼出来了。人是有惰性的啊，没有这个逼迫，我可能还会在体制里赖着，在书斋里待着，在书本里耗着。”他自称一直缺乏生存技能，蒙上帝照顾，才没有经历每一件事情都要去求人的“艰难生存”。

“从来都是事情来求我，我从来没有去求过人，这使我一直能维持某种清高，某种骄傲和某种自尊。我虽然被逼到了社会上头，但没有真正进入社会的底层，仍然可以读书思考，仍然可以四海之内皆兄弟。”

现在，他担任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秘书长，并且指导中央美院一个山水画高级研修班，他会在讲座中探讨中国国画的命运，并不吝为赞美家乡城市泼墨挥毫。不过兼做电视人，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了《文化大观园》和《凤凰大讲堂》两个栏目上。

2006年开播的《文化大观园》，每周日下午5点首播，周一上午9点重播，用王鲁湘的话说，这是“最垃圾的时间”。在这个文化人都不大有空的时段里，节目的收视率稳定在前20名，“有时能冲进前十，甚至前五。”

王鲁湘不能忍受节目“不好听”或者“不好看”，他拿登山家和摄影家的标准要求自己：一定要“到达”，一定要“拍到东西”。下一站是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的洛阳，在地上已经消失了，动身前他还在琢磨，去那里能拍到什么。“做节目都是拍脑瓜子决定的，只是我们（凤凰）拍得快，拍了就做。”连轴转早就是凤凰的招牌，节目周日下午播出，周日上午还在剪片子，这早就成了常态。

他的腰椎间盘突出很严重，糖尿病很严重，每次出远门都要带胰岛素，而胰岛素必须冷藏。他听说有一种便携的冷藏包，想买来——有了这个，他就能出更远的门了。

起初的时候是他们找选题，现在是选题找他们，“很多地方找上门来”。一方面因他宣称“不搞批评报道”，一方面也因为他是王鲁湘。那些地方官员，不少人当年都看过《河殇》，知道他的大名。他去很多地方，颇有些“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感觉。

他也要为自己辩护。

他曾经为自己代言的某个品牌说了不少好话，后来他对媒体解释，我是真的觉得那个牌子可以减少伤害，现在我已经戒烟了。

他一手打造出来的《纵横中国》，最后变成了收费栏目，口碑与收视率刷刷地往下掉。“我当时做的时候为了确保节目的独立性，是绝对不向地方收费的。2005年底我不做了，我以为这个节目也要停了，没想到被广告部接过去了……可惜了。”

还有，当年的海洋文明拥抱者、“全盘西化论者”，如今身着唐装，在电视上讲传统文化，也有人觉得不适：这算不算“摇身一变”呢？

他的解释是，《河殇》的文化立场被很多人误读了。他承认，这与《河殇》的措辞有关。

“现在回过头来看，《河殇》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表述方式。我们的措辞是非常激昂的，我们的很多用词甚至是故意为了达到一种片面的深刻，其实我们当时讨论过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词用在这里是不是狠了？但我们有意这么做，我们不要那种周全的浅薄。”

“你没有经历过‘文革’，没有经历过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等一系列思想搏斗，你想象不到旧观念对历史的束缚。”

他带着湖南口音的普通话，一字一顿，音量极大。

在电视圈，他是凤凰卫视的节目主持人，著名策划，偶尔也帮朋友们撰稿；在美术圈，他授课，写评论、组织活动。他说自己是从书斋里被逼出来的，但他也享受这种“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感觉。

2018年1月10日，王鲁湘获得2017中华文化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