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卢瑟·鲍威尔

　　科林·卢瑟·鲍威尔（Colin Luther Powell）1937年4月5日出生于美国 纽约，父母是牙买加移民，父亲是码头的搬运工，母亲是缝纫工。鲍威尔的大学时代是在纽约市立学院度过的，1958年获地理学学士学位。在校学习期间，他参加了后备军官训练队，毕业后被授予少尉军衔。在完成了步兵军官基础训练后被派往德国，同时晋升为中尉。随后，他先后被派到马萨诸塞州的登文斯港、肯塔基州的坎贝尔港、堪萨斯州的莱文沃思港和科罗拉多州的卡森港等处任职。

　　1962年至1969年间，鲍威尔先后两次被派到越南参加战争。1969年从越南战场上回国后进入乔治·华盛顿大学，1971年毕业并获商业管理硕士学位。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五角大楼助理参谋长帮办办公室任职。1973年－1974年任驻韩国美军大队司令。此后历任第101空降师第2旅旅长兼美驻德国陆军第5团团长、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高级军事助理、国防部长高级军事助理。1987年12月－1989年1月任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

　　1989年乔治·布什总统任命鲍威尔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晋升四星上将。鲍威尔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任该职的黑人，也是最年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任职期间，鲍威尔参与指挥了美军入侵巴拿马、出兵菲律宾和索马里等重大事件。1990年，在鲍威尔的指挥下，美军取得了海湾战争的胜利。由于在海湾战争中的卓越贡献，美国国会授予鲍威尔美国最高荣誉奖—国会荣誉勋章。1993年9月30日鲍威尔退役，随即辞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职务。2001年1月至2005年1月任国务卿，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国务卿。1995年，他的自传《我的美国历程》出版。

　　科林·鲍威尔生于1937年4月15日，那时，他家住在纽约哈莱姆区的莫宁赛德大道。他的父亲名叫卢瑟·鲍威尔，这是个乐观而自信的小个子男子，20岁左右时从牙买加移居美国。他从来不愿向子女谈起在牙买加的生活，只是承认自己出身贫寒，兄妹9人中他排行第二。

　　卢瑟·鲍威尔是乘一条运香蕉的船来到美国的，后来进了曼哈顿的一家成衣厂。起初，他在库房里工作，后来成了一名负责发货的办事员，最后当上了发货部的领班。卢瑟·鲍威尔从来不让他的种族或身份影响他的自我意识，他是两手空空来到这个国家的。每天清晨，乘地铁去上班，晚上8时才回到家，终日劳碌，养活家庭，教育子女。他能做到自己所能做的，谁敢认为这是低人一等？老鲍威尔正是这样赢得了子女们的尊重。

　　科林·鲍威尔曾回忆自己的童年时代说：“那时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 他虽然身高只有5.2英尺，做的工作也极其平常，但他每天都是乐呵呵的。下班回家，总是从地铁站沿街走来，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头戴一顶浅灰色礼帽，腋下夹着一张报纸，迈着外八字步，敞开的大衣下摆来回煽动。他吹着口哨，时而驻足与杂货店老板、面包师、大楼管理员——几乎是他所经过的每一个人——打招呼。”

　　科林·鲍威尔的母亲也是9个兄妹，不过她是老大。在牙买加时，她家的社会地位比鲍威尔父亲家略高一些，所以她念完了中学，而老鲍威尔却没有这种运气。来美国以前，鲍威尔的母亲是一个律师事务所的速记员。她是工会的坚定不移的支持者，也是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会员。鲍威尔的父母起初都是民主党人，后来在50年代初，老鲍威尔转而支持共和党，但他的妻子至今仍是一个坚定的民主党人。

　　1943年，也就是科林·鲍威尔6岁那一年，他家迁到了南布朗克斯亨茨克地区，鲍威尔可以说是在凯利大街952号长大的。那时，布朗克斯有很多犹太人，还有爱尔兰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因为凯利大街街区稍微有些弯曲，因此很多年来它一直被叫做“香蕉凯利”。那时，这个地区几乎没有篱笆，但人们总是把门窗关得牢牢的。经常有盗案发生，吸毒也逐渐开始蔓延。当然，犯罪和暴力尚未严重到后来那么厉害。

　　在早先的那些年中，科林·鲍威尔的头脑里种族归属意识几乎没有，因为在“香蕉凯利”不存在少数民族问题。后来，随着年龄增大，社会接触面越来越广，种族问题开始在鲍威尔脑子里有了越来越深刻的印象。他发现，犹太人、波多黎各人、黑人到处都是冲口而出的表明种族属性的称谓，有时甚至引起殴斗。而这又往往并不是为了争个“你低我高”，只是为自己的这一群人出口气。

　　科林·鲍威尔的读书天赋并不高，在小学里，有一个阶段他甚至被安排在专为学习困难的学生而办的“慢”班里。但他是个温顺的、听话的好孩子，爱听美妙悦耳的民间音乐或英语诗歌，爱吃香蕉、烤羊肉、大米饭和豌豆。稍大一些，他就利用假期去打工，曾在一家百事可乐厂当过搬运工。后来鲍威尔自己也承认，少年时代他并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

　　1954年2月，离鲍威尔17岁生日还差2个月，他从莫里斯中学毕业了。那时，除了在课堂上学到的有限的书本知识和课余打工时学会的某些技巧，他一无所长。不过，在莫里斯中学时，鲍威尔的体育竞赛成绩优异，为此还获得了学校的荣誉。但过了不久，他觉得在范科特兰公园里作越野跑很乏味，就改跑400米。再后来，鲍威尔又打过一段时间篮球。那时，圣·玛格丽特圣公会有一个篮球队，因为鲍威尔个子高，跑得快，所以教练给了他一个机会。美中不足的是，鲍威尔大部分时间都是当板凳队员，最终又离开了球场。命运决定鲍威尔与运动员无缘。

　　他这样有始无终，见异思迁，引起了父母的担心，他们没有明说，但鲍威尔心里有数。不过，他觉得自己确实也有一个突出的方面，他当时是一名优秀的牧师助手，很喜欢在圣·玛格丽特圣公会中承担的宗教责任。这里有组织、等级制度，常举行盛大的庆典。这个宗教世界据他后来回忆，与军队颇有几分相似之处。

　　按照父母的意愿，鲍威尔像姐姐玛里琳一样向两所大学——纽约市立学院和纽约大学递交了申请，结果两所大学都录取了他。选择哪一所学校，只需简单计算一下就行了。纽约大学是私立大学，一年的学费是750美元；纽约市立学院是公立学校，学费只要10美元。于是，他进了纽约市立学院。鲍威尔的母亲成了他的咨询顾问，他的两个牙买加堂兄弟当时都在学工程。他母亲说：“这个专业能挣钱。”鲍威尔决定在暑假选修一门机械制图课程。

　　一个炎热的下午，讲师要求他们画一个“在空间与一个平面相交的圆锥体”。别的学生都动手画了起来，只有鲍威尔坐在那里发愣，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一个圆锥体在空间与一个平面相交的情况。鲍威尔心想，如果这就是工程学，那么它也就到此为止了。当他告诉父母自己改变了专业时，他们很失望。在他们的眼里，科林又变成了一个没有方向的坏孩子。

　　在纽约市立学院的第一个学期中，校园里身穿军装的小伙子吸引了鲍威尔的注意力。他打听了后备军官训练团的情况，接着便参加了训练团。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要这样做，仿佛觉得冥冥之中有一只无形的手，驱使他做出了如是选择。也许，这个想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萌生，在朝鲜战争期间成熟的。那时候，一户人家的窗户里映出的小旗上如果有一颗蓝色的星星，那就是说这家有人在军队服役；如果那是一颗金星，那就是说有人已经回不来了。或者，这也许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老调——不管怎样你总会受到征召的，那还不如以一名军官的身份去入伍。

　　这一天来到了！鲍威尔站在操练大厅的队列里，领取发给他的草绿色裤子和上装、棕色衬衫、领带、鞋子、一条有铜扣的皮带和一顶船形帽。他一回到家，就赶忙穿上军装，对着镜子照了又照，自己对镜中的形象十分满意。那时，鲍威尔在凯利大街的朋友没有一个想上大学，他稍稍有一种离群之感，有时觉得孤独。这身军装使他有了一种归属感，一种他从未体验过的感觉。在班上，鲍威尔学数学很吃力，物理也让他头疼，地质学倒是学得挺不错，甚至还很喜欢。鲍威尔所期盼的就是到后备军官训练团或他所从属的军人团体潘兴步枪会。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成了一个兄弟会中的一员。

　　纪律、组织、同志间的忠诚和友谊以及归属感，都是鲍威尔的渴求。他几乎是一下子就成了一位领袖。他发现他们这群人当中有一种无私的精神，这使他感觉到了自己家中的那种关心和体贴。在这里，种族、肤色、出生背景和收入都没有任何意义。为了他人和集体，潘兴步枪会会员可以竭尽全力。鲍威尔暗暗在心里对自己说，如果士兵就应该这样，那么就争取去从军！

　　不久以后，鲍威尔为自己确定了一些目标，他最大的希望是在陆军中干出成绩来。他不想听任导致自我毁灭的狂怒支配自己，无论受到多大的，即使是对当时很棘手的种族主义，他也逐渐找到了在心理上对付它的办法。他认为，如果周围的一些人坚持按照某种愚蠢的观念和习惯来生活，那么自己就应该立刻离开这里。以球场为喻来看人生的战场吧。如果自己被限制在赛场的一端，那只是说明命运为你安排了这个位置，那么就应选择争取成为那一块场地上的一颗明星，不管要付出多大代价，要遇到多少困难，要遭受多少挫折！他不会因为暂时不让他在球场一显身手，就使自己的情绪一蹶不振。鲍威尔认为，他不会让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变成他对自己的看法。有时，他是受到了伤害，感到愤怒，但更多的时候是感到受到了挑战。鲍威尔要让他们刮目相看。命运为这位未来的美国杰出将领选定了他的人生道路：到军队这个大舞台上去展现自己的才华和智慧，去干一番事业。成功已经在前方遥遥地向他招手了！

　　几年以后，鲍威尔作为一个年轻的美国陆军军官，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来到了越南战场。那一天，刚从直升机上下来，他环顾周围陌生的一切，心里掠过一丝疑虑：我到这里来究竟干什么？容不得他多想，一位南越军官已在向他立正行礼，用还算过得去的英语说：“上尉武公效，指挥第二营。”

　　就在这个前哨基地的后面，耸立着一座山。鲍威尔伸手指向那里，武公效笑着说：“老挝。”从这座山上，敌人的石块几乎可以滚落到他们头上。鲍威尔很纳闷，不知为什么要把基地建在这样易受攻击的地方。武公效挺聪明，马上猜出了鲍威尔的心思，解释说：“基地设在这里，是为了保护机场。”“这里的机场有什么作用？”鲍威尔问。“为基地供应给养。”鲍威尔知道了他们在这里的正式任务：他们要在这里造成一种“存在”。具体地说，就是牵制北越军，不让他们通过阿绍村，到人口稠密的沿海省份从事活动。

　　有一次在行军途中，他们正在走下一个陡峭的山坡，按照军事顾问的惯例，鲍威尔走在队伍中靠后的位置。他们排的是一列纵队，这意味着敌人只要打倒第一个人，就能阻挡整个队伍。鲍威尔要求武公效将队伍变成3列或4列，但由于树林太密，道路太窄，武公效只得礼貌地对美国人的这点智慧不予理睬。他们刚刚来到一条小河滩上，就听到了几声爆炸声。这是敌人射来的子弹，鲍威尔估计有步枪和冲锋枪。这是他第一次身临战场。他听到头上一声刺耳的声音，人们便开始高声喊叫，一片混乱。鲍威尔努力镇静下来，走向前去，询问发生了什么情况。走到队伍最前面，才知道这是遭到了伏击，几名南越士兵和一个美国兵被打死了。

　　夜幕降临，这支部队在高地上宿营，鲍威尔感到精疲力竭。一个25岁趾高气扬的美国人的兴奋随着一声枪响立即消失了。今天有人被打死了，明天可能还有人要死，后天也许还是这样。这不是周六下午看的战争影片，而是现实，丑恶的现实。他们几乎每天都要遭到伏击，看到士兵们一个个地死在幽灵般的敌人手里，鲍威尔感到

　　自己要发疯，他惘然不知所措。他在那一天的日记本上写道：“8时零5分，遭遇越共，被击毙3名。”有一天，他们正在沿一条峡谷巡逻。这一次，尖兵班总算在敌人发现他们之前发现了对方，于是他们一阵扫射，打中几个人，其余的人都逃跑了。第一次确凿无疑地打死了北越士兵，这件事提高了南越士兵的士气。

　　数字游戏——后来被叫做“数尸体”——此时尚未开始，不过南越人已经猜出美国军官想听到什么。他们不断凭着一摊血迹或其他无足轻重的证据向鲍威尔“证明”他们打死了越共士兵。鲍威尔对他们讲，这还不够，他感到自己变成了一场可憎的游戏中的裁判。打死越共士兵，必须以其尸体作证，没有尸体，不足为凭。不久，一名南越中尉兴冲冲地向鲍威尔报告击毙一名北越士兵。“带我去看。”鲍威尔说。“太远，太危险。”中尉回答说，鲍威尔重申了上述规定。半小时后，这个南越中尉回来了，递给鲍威尔一块包着的手帕。鲍威尔打开一看，竟是一对新割下来的耳朵。当天晚上，鲍威尔召集连长和军官们开会。上述规定需要有更明确的规定，击毙一人，需看一具整尸，不要肢体，不要耳朵。

　　当鲍威尔离开阿绍村时，他看待这场战争的视角已经改变。新的看法使他感到不自在。他的任务之一是向一位师情报官员提供数据，这位官员则设法预报何时最有可能发动迫击炮攻击。情报官员在一扇写着“禁止入内”字样的绿门后面做着“回归分析”。鲍威尔的数据可以进入这扇门里，但他本人却不行。一天，这位军官终于露面了。他报告说，有较大的把握估计有几段时间敌人可能加强迫击炮的火力。什么时候？没有月亮的时候。这简直叫鲍威尔不知说什么好！这家伙经过几个星期的数据分析才知道的东西，任何一个越南士兵5秒钟就能把它说清楚：黑暗中更危险。

　　鲍威尔在贝良基地时，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国防部长曾对南越作过一次访问。他在经过48小时的访问之后就断言：“每一个量的尺度都在说明我们将赢得这场战争。”然而，鲍威尔在阿绍村经历的一切，没有一件能显示他们正在打击越共，他甚至不知道北越人在哪里。这场战争有其超越东西方冲突的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和国内斗争的历史根源。美国的高级军官知道这场战争打得很糟，但他们却屈从于小集团的压力，继续维持虚假的一套，虚报尸体数目，对安全村抱着自我安慰性的错觉以及夸大战绩。作为一个协同的整体，军方没有对它的政治主管说老实话。军事领导层从未对国防部长和总统说：“照这种做法，这场战争打不赢。”

　　鲍威尔记得，1968—1969年他第二次在越南服役期间，有一个士兵踩上了地雷。他的一条腿用破布条吊着，胸膛上也挂了花。大家把他架上直升机，送往德普的一家医院。他还是一个孩子，鲍威尔永远不会忘记他脸上的表情，那是各种表情的混合：恐惧、好奇、惊讶，最明显的是困惑。他想说话，但说不出来，他的眼睛充满了疑惑。鲍威尔没有答案，无论是那时，还是后来。还没有到达德普，那个年轻士兵就死了，死在鲍威尔的怀里。

　　科林·鲍威尔在越南战场上一共得了11枚勋章。回国以后，鲍威尔是幸运的，他的军事生涯一帆风顺。但越南的经历使他牢牢吸取了教训：首先是使用军事力量应服从于政治目标的正确选择，那样才能不犯或少犯错误；其次是在战略上须有正确的选择，应保证美国军人的生命尽量少受损失，这既是道义和责任所在，也是保持士气和国内舆论支持的基石。

　　科林·鲍威尔在担任军队的高级将领时，像一个斤斤计较的外交家那样行事，有时甚至干脆把演习地图剪开并加以修改。他的严谨的工作态度在同僚中博得了一致好评。

　　他对苏联的“威胁”采取强硬的态度和立场，这使他在里根的亲信中出类拔萃。于是，这位有色人种的移民进入了白宫，并巧妙地为里根向布什的过渡进行斡旋。在被任命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四星上将后，他说了一句极有挑战性的平常话：“我没玩桥牌、高尔夫球或网球，是在军队中一级级提上来的。”

　　1990年8月2日，科威特。坦克的隆隆声突然划破了宁静的夜空，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十几万大军向小小的富裕邻国发动了突然袭击，迅即占领了科威特全境。科威特王室的大部分成员仓皇逃往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严重的态势震惊了整个世界。

　　8月3日，华盛顿白宫。美国总统布什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国务卿詹姆斯·艾迪生·贝克、国防部长理查德·布鲁斯·切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等人参加了会议。

　　鲍威尔首先提出了政治上的问题。他说，我们是否有义务保卫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布什总统深知鲍威尔的原则——这位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美国名将历来认为“没有合理的政治目标，就不能合法地使用军事力量”。总统立即明确而坚定地回答说：“我们与沙特阿拉伯订有条约，我们有义务……”至于是否应该动用军队去解放科威特，那就有待于联合国去讨论了。

　　接着，鲍威尔就军事部署发表了他的看法。鲍威尔向总统指出：“应尽早将美国国旗插在沙特的沙漠上，但这样做的风险极大，如果伊拉克发动攻击，我们的部队极易受损。假如您最终决定动用部队的话，总统先生，那就必须采取尽可能大规模的行动，给予决定性的打击。选准靶子，确定目标，然后设法压垮它。”

　　这就是后来在海湾战争中使美国能以极小的伤亡代价换得了对萨达姆的辉煌军事胜利的重要指导原则——“强化选择战略”。

　　如果没有海湾战争，也就没有科林·鲍威尔，这就是命运。驻海湾地区美军司令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后来回忆说，“强化选择战略”是鲍威尔提出并极力贯彻的。这种战略思想正符合这位杰出的黑人战将一贯的思维准则，如果谁有机会走进当时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办公室，就可以看到屋内醒目的地方挂着一帧白色字幅，题为“科林·鲍威尔的准则”，上书12 条格言，其中一条是：“选择时慎重, 你便能获得。”

　　鲍威尔选择这样的战略显然是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的。他深知萨达姆并不是那种西方舆论所谓的“战争狂人”，这位伊拉克的最高统治者实际上不想同美国全面开战。问题在于萨达姆心存侥幸：美国政府是否真下决心卷入海湾地区的军事冲突？美国人民愿意看到自己的军人为科威特这个小国流血牺牲吗？

　　鲍威尔当然也知道，战争如果进入持久阶段，美国军人的生命代价必然是昂贵的，而这会对美国民众的心理及国会的议员们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他很快主持制定了“90—1002作战计划”。这个计划规定要部署陆、海、空三军共25 万人。鲍威尔认为，集结的兵力越多，优势越明显，战争的胜利就会来得越快，越彻底。

　　紧接着，五角大楼的战争机器便全面启动，鲍威尔接连发出了多道命令。美国本土、欧洲、中东、远东地区的美军基地都迅速行动起来，一架架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呼啸着冲上蓝天，一艘艘航空母舰、战列舰、驱逐舰劈波斩浪，驶向海湾……一个名为“沙漠盾牌”的在沙特阿拉伯大规模集结美国军事力量的行动计划很快付诸实施。

　　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海湾危机的发展和变化。外交努力和军事准备同步进行。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有关决议，要求伊拉克军队立即撤出科威特，并赋予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必要时采取一切手段把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的权利。

　　1991年1月17日凌晨，在美国总统老布什的授意下，“沙漠风暴”行动开始实施，海湾战争正式爆发。一批批美国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护航下，从沙特阿拉伯的机场及停泊在海湾中的多艘航空母舰上起飞，对伊拉克的机场、导弹发射架、装甲部队集结地及各类军事设施进行了反复、猛烈的轰炸。巴格达的夜空中火光冲天，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彻夜不息。伊拉克的空军力量不久就被摧毁，防空火力包括苏制的导弹在强大的美国空军力量面前显得招架乏力，尤其是美国采用了以电子干扰为主的多种高科技手段，在战场上明显占了上风。正如鲍威尔事后所说，这次在伊拉克夜空中发生的一阵接一阵的爆炸声，已开始了战争的一个新纪元，人们称之为“高科技战争”。“沙漠风暴”开始后不久，也许是得到了命运的启示，鲍威尔就对同僚及记者预言：这场战争将在3月1日结束。后来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了这位五星上将在政治及军事上高度的洞察力和反应、判断能力。

　　2月24日，号称为“沙漠军刀”的多国地面部队开始进攻。使全世界军事专家和记者都略感意外的是，伊拉克所谓的精锐力量——共和国卫队并没有组织起强有力的阻击。人们纷纷猜测：是美军的连续空袭起了作用呢，还是萨达姆不想把自己的“老本”一下子拼光？总之，多国地面部队进展顺利。事实上，这正是鲍威尔“强化选择战略”所希望达到的目标。

　　2月27日，鲍威尔向布什汇报：“到今天晚上，科威特战场上将不再有敌人存在了。”布什与鲍威尔及其他人紧急磋商后，很快决定将于2月28日上午停火。尽管当时战场上的军事指挥希望越过伊科边界对萨达姆的武装力量进行毁灭性的打击，但是鲍威尔对布什说：“ 总统先生，我们不该让人们认为我们是为了杀戮而杀戮，我们的胜利已经是明摆着的事实，正确的选择应该是立即停火……”布什同意这个观点，鲍威尔打电话将布什的停火决定通知施瓦茨科普夫。战争结束了。科威特解放了，萨达姆被迫接受了这一失败的局面，命运把胜利的旗帜交给了美国。科林·鲍威尔作为海湾战争的英雄，在美国及西方世界赢得了空前的声望。

　　硝烟甫定，鲍威尔就向新闻界解释了他对战争结局的选择。他说：“不错，逃出科威特的共和国卫队和坦克是比我们预料的多；不错，我们本来可以打死、打伤或俘获落在那个陷阱里的所有伊拉克士兵。但是，这并不能改变萨达姆今后的行为，有2000万人口的伊拉克对只有150万人口的科威特总是一个威胁，不管有没有萨达姆，也不有没有共和国卫队。

科威特的防卫有赖于它同那个地区的友邦和美国的安全安排。这就是战略现实。另一个现实是，我们在战场上与伊拉克军队交了锋，实现了联合国的目标，将它的有生力量消灭了一大半。“有人还会提出，在我们把萨达姆打得节节败退时为什么没有穷追不舍，直捣巴格达？有一点往往受到忽略：当美国节节胜利时，我们是在领导着一个执行联合国明确规定的使命的国际联盟。这个使命已经完成，当然，我们希望看到萨达姆由于给他的人民造成的死亡和国家受到破坏而被本国人民推翻。遗憾的是，这没有发生。

“在海湾战争中，147名美国人献出了生命，另有236人死于事故或其他原因。从军事统计的角度讲伤亡不算大，但对每一个不幸的家庭来说都是一个悲剧。”“能够聊以自慰的是，我不必同更多的父母说：u2018我很难过，你们的儿子在围攻巴格达时失去了生命。u2019在总统何时作出停火决定这个问题上，我起到了应起的作用，我自豪而无愧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如果说，战略上的正确选择带来了战场上席卷强敌的好运，从而使鲍威尔成了美国自二次大战以来最孚声望的将领的话，那么，他对战争结束时机的选择，更充分地体现了现代军事家在政治上的成熟。同时，充满人情味的解释更是让他赢得了美国广大民众的好感。人们联想到他参与处理5次危机的经历，其中包括出兵巴拿马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利比里亚登陆、撤离美国侨民……于是，随着民意测验中他的得分越来越高，最终在1994年至1995年，美国掀起了一阵又一阵所谓的“鲍威尔热”，许多人认为他参加1996年美国总统的角逐是“胜利在望”。但是妻子阿尔玛却坚决实行了“一票否决制”：“如果你参选，我就离开，你一个人去当总统吧！”

　　阿尔玛有自己的苦衷：夫君当总统固然风光，但十分危险，尤其是当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黑人总统；另外，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定会遭到破坏。她曾对好友说：“我们才不愿意去捧那个烫手山芋呢！闹不好，我丈夫就会成为第一位被暗杀的黑人总统！”鲍威尔从军30余年，曾举家搬迁了20多次。为了家庭更为了孩子们，阿尔玛只想要稳定安宁的生活。面对妻子的强烈反对，顾家男人鲍威尔只好在一个公开场合郑重宣布：自己不具备那份“热情”和“责任”去竞选总统，当然他没有公开家庭原因。鲍威尔说这番话时，站在他身旁的阿尔玛一脸满足的笑容。鲍威尔和阿尔玛是经“相亲”而结识的，那是1961年，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阿尔玛的父亲是当地一所黑人高中的校长，而伯明翰当时只有两所黑人高中。那时年轻的士兵鲍威尔觉得自己出身卑微，配不上阿尔玛，但是两人还是相爱了。鲍威尔与阿尔玛·维维安·约翰逊1962年8月25日结婚，两人育有1子2女。婚后几十年风风雨雨，阿尔玛一直默默无闻地支持鲍威尔的事业。鲍威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在爱情这场游戏中，我是个大赢家。”

　　2000年12月，美国当选总统小布什提名鲍威尔为国务卿。小布什邀请鲍威尔出山，是看中了他的资质能力和人格素质。鲍威尔的“知名度以及不容置疑的国家安全事务资历，无疑有助于为布什的形象增光添彩”。而鲍威尔的温和形象和中间立场则有利于布什安抚和争取国内持不同意见的公众，外交上更有利于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

　　自从80年代，新保守主义就开始逐渐掌控美国舆论阵营。布什政府上台后，外交上锋芒毕露，四面出击，体现出竞选时提出的保守现实主义外交理念，“遵循的是美国国家利益至上的准则，奉行的是以实力为基础的u2018单边主义u2019外交”。尤其是九一一事件发生，美国遭到袭击后，鹰派主导的布什政府立刻找到了对外政策的方向。布什宣称:“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站在恐怖分子那一边!”他的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句式，轻易就把当今的多元世界一分为二。随后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抛出了“邪恶轴心、”论、核态势评估报告和“新帝国”论鹰派开始疯狂地寻求一种新的对外政策，即“穿着反恐外衣的新保守主义政策”

　　对于外交事务，鲍威尔拥有自己的方式和特点。在以态度强硬、作风凌厉著称的小布什政府中，鲍威尔是核心人物中惟一的一位温和派人物，通常被人们视为比较典型的“鸽派”人物。鲍威尔曾表示，自己是一名战士，研究战争，但战争决不应被看作是不可避免的，要尽一切可能去避免战争，“和为贵”是他信奉的宗旨，因此，他被称为“鹰爪鸽”。 鹰派观点和政策明显与鲍威尔坚守的外交思想和原则背道而驰，尽管困难重重，鲍威尔并没有停止自己的努力，他凭借自己良好的个人品质、忠诚的爱国精神、温和的中间立场，在中东地区展开了大大小小的外交斡旋。

　　对世贸大厦的袭击表明，恐怖主义已然成为全人类公敌。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新保守派也认识到在美国利益遍及全球、恐怖袭击无处不再的情况下，不可能独自完成反恐任务，需要国际合作，并不得不收敛单边主义。事件发生后，鲍威尔持续发出“这个世界太复杂了，任何人都不可能单独行事”的呼吁声音赢得了巨大国内外反响。这既是对鹰派单边外交的敲击，也是洞晰局势之后的警醒，更是鲍威尔倡导多边外交的表述。作为国务卿，鲍威尔的首要任务就是争取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向恐怖主义宣战。

　　鲍威尔不断寻求各个国家的支持，很快，许多主权国家纷纷公开表明立场，支持美国的反恐行动。盟国也给了美国以最大程度的同情与支持，美国也表现出了对盟国的依赖与感激。“反恐这一主题使大国之间的合作有了新的动力和基础”。美国很快组建了规模空前的一支反:恐“合唱团”，从而为鲍威尔的多边思想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2001年10月，美国在阿富汗打响了反恐战争。在很短时间内，以很小代价就消灭了支持恐怖主义组织的塔利班政权和奥萨马的基地组织。一场小战，就在未来世界最具战略价值的地区占有一席之地，美国初步达到了反恐和资源、战略地区控制的双重目的。阿富汗战争的结束，标志着美国取得了反恐的阶段性胜利。国际合作也初见成效，虽然矛盾依然存在，但就国际合作这一点，国务卿鲍威尔的作用功不可没。

　　随着美国成功击溃塔利班，深入中亚腹地，鹰派对国际合作的工具性利用很快显露出来。美国的盟国特别是欧洲盟友发现美国正在“过河拆桥”。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国得封国际社会支持，在利益面前却有意将其盟友的作用边缘化。很多美国高官都在不同场合表现出对欧盟的不在意甚至不屑一顾。甚至针对法国、德国政府的反战做法，拉姆斯菲尔德大骂“老欧洲”没出息，引起美欧关系紧张。而后，在巴以问题、伊拉克问题、贸易保护主义问题、环境保护及其他全球性问题上，美国和欧盟接连出现了严重分歧和利害冲突，同盟关系出现了严重裂痕。 国务卿鲍威尔不得不出面修复盟友关系。在2003年4月初的布鲁塞尔记者招待会

　　上，鲍威尔用“一个老朋友胜过两个新朋友”的俗语驳斥了欧洲对美国不再重要的说法，并把伊拉克重建定单作为拉拢各国的筹码。

　　鲍威尔认为，阿富汗战争的成功会使鹰派收敛单边主义。而鹰派却以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为借口，将反恐范围扩大化，下一个目标瞄准了伊拉克。 从根本上说，鲍威尔并不反对对伊战争以及对中东地区的民主输出。只是在方式与手段上他坚持着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即主张政治、经济手段解决问题，如果开战则必须要获得联合国支持的多边方式。

　　鲍威尔对拉姆斯菲尔德倡导武力解决伊拉克问题的做法极为反对。他认为:遏制政策可以取代轰炸，是迫使巴格达政权改换门庭的最佳途径。并认为“切尼等鹰派对基地组织和伊拉克有一种u2018狂热u2019，使政府失去正确理智的判断”。他对有关伊拉克威胁的报告也不屑一顾，认为“满篇都是胡说八道”。但鹰派短时间内便成功说服小布什等人相信，伊拉克可能参与了恐怖袭击，并且将来还可能会向恐怖分子提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推动总统命令军方进行伊拉克战争准备。

　　2002年8月，在与布什总统和国家安全顾问赖斯举行长时间的会谈后，鲍威尔终于说服布什在对伊动武之前寻求联合国的授权。对他来说，联合国授权就是多边与国际合作的典型，哪怕只是道义上的支持。而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等人还在不遗余力地鼓动布什在下一年春季发动伊拉克战争，他们对联合国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查进程毫无兴趣。

　　2002年11月，伊拉克政府在国际社会的压力和美国的军事威逼之下决定接受联合国1441号决议。在伊拉克同意武器核查人员重返巴格达后，国际的斡旋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美国的战争准备。但随着阿富汗战争的顺利进行，鹰派的游说和造势工作开始取得成果，到12月中旬，五角大楼己基本赢得了把反恐战争扩展到全球特别是伊拉克的主动权。鲍威尔及其孤立，不久后承认，“政府正在研究攻打伊拉克的各种方案”。他清楚，凭他一个人的力量无法遏止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战争脚步，因此他不得不接受现实。

　　当伊拉克战争在所难免之时，鲍威尔针对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提醒布什总统:伊拉克问题的核心不是如何打赢这场战争，而是战争结束后如何重建国家，“问题在于如何收拾残局”，随后，鲍威尔与鹰派发生争执。鲍威尔透露，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布什总统让他看一看美国是否可以从联合国那里找到一个解决方案。鲍威尔从他“战则必胜”的军事角度出发，建议战后应向伊拉克派驻更多部队，结果也没有成功。

　　2003年2月5日，鲍威尔受命在联合国安理会就美国攻打伊拉克的理由进行阐释。在布什看来，用鲍威尔这位在外界看来是“鸽”派的人物作为自己战争政策的最佳推销员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就在鲍威尔去联合国安理会阐述美国对伊动武理由的前夜，他还与美国中情局局长特内特工作了一夜，直至筛选出真正的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据一位高级官员说:“鲍威尔强烈意识到情报100%准确的重要性，因为这关系到美国的声誉，当然，也会关系到鲍威尔本人的声誉。最后他还是无奈列举了连自己都难以置信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后来事实证明有很多理由是不确切的。而美国多年来建立起来的国际诚信也在一天之间灰飞烟灭。

　　纵而观之，任职四年内困难之多出乎鲍威尔预料之外，除了处理日常的外交事务外，为了两场战争（阿富汗和伊拉克）和两个核危机（伊朗和朝鲜），鲍威尔对外不得不四处奔波，寻求国际合作。对内，鲍威尔不得不与唐纳德·亨利·拉姆斯菲尔德等鹰派周旋。但是，鲍威尔的性格特点和对国家的忠诚决定了他既不可能因为困难而去职，更不可能因为个人恩怨而走人。他的这一责任感既来自于三十余年的军旅生涯，更来自于他对美国的感恩。

　　鲍威尔能够就任国务卿，是由于自身具有良好的人格魅力和各人素质，这一点被小布什所利用。九一一事件为鲍威尔外交思想提供了一个展示契机，“单边”暂时让位于“多边”。他凭借良好的个人品质和强烈的政治感召力开展外交工作。单就鲍威尔的地位和作用来说，自从鲍威尔被受命联合国际力量准备对阿富汗战争开始，他在政府中才有了一定的发言权，在国际事务上有了一定的影响力。直到在他阻止对伊动武的交锋中失败时，他仍保持着这种影响力。但至于能否取得外交成就，这不是一个国务卿职位就能够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