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振函

1962-1967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67-1976年，在沧州地区南大港农场劳动、 南皮县农机局工作；1976-1981年，在衡水地区物资局工作；1981-2000年，在衡水市文联工作；2000年至今，退休在家。

：

在平原上吆喝一声很幸福

姚振函

六月，青纱帐是一种诱惑

这时你走在田间小道上

前边没人，后边也没人

你不由得就要吆喝一声

吆喝完了的时候

你才惊异能喊出这么大声音

有生以来头一次

有这样了不起的感觉

那声音很长时间在

玉米棵和高粱棵之间碰来碰去

后来又围拢过来

消逝

这是青纱帐帮助了你

若是赶上九月

青纱帐割倒了

土地翻过来了

鳞状的土浪花反射着阳光

你的喉咙又在跃跃欲试

吆喝一声吧

声音直达远处的村庄

这是另一种幸福

更加辽阔

1987年2月28日

平原和孩子

姚振函

一个孩子

在平原上

为什么这孩子恰好

处在平原中心

这么大的平原

这么小的孩子

平原上什么也没有

平原上只有一个孩子

在河北省中老年诗人的行列中，姚振函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个。他是河北省 枣强县人，生于一九四0年一月，一九六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从一九七九年三月号的《诗刊》发表他的处女作《清明，献上我的祭诗》起，几十年来已发表的诗作约计千余首。显然，他不是高产的诗人。但他的诗深沉凝重，内含丰富；朴素无华却颇见功力，直抒胸臆却不失之浅露二;读来发人深思，有一种沉甸甸的厚重感。他的组诗《 希望》包括《我唱着我的主题歌》和《我一遍遍叩响希望的门环》）曾获河北省 “新人新貌”文艺奖；组诗《我和土地》（包括另外一首《北方》曾获河北省首届文艺振兴奖。另外，他的第一本诗集《土地和阳光》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常常听到人们称赞他的诗“出手不凡”。这话不假。“出手不凡”固然值得羡慕，但他们之中患有艺术早衰症的也不乏其人。因此我们倒是应该想一想，当姚振函从一个较高的基点上起步之后，为什么能够始终保持旺盛的创作活力，能够不断地超越自己，使他在创作上一直保持稳定上升的态势呢？内中原因，自然与诗人的知识结构、艺术修养不无关系，但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他能够自觉地矢志不移地全身心地去拥抱生活、拥抱时代，不管有些人把诗说得多么玄妙，他却能清醒地认识到，“诗，终究不能悬浮在空中”，应当“和人和社会和生活联系在一起”，诗人应当从丰富多彩的当代生活中吸取营养，获取灵感。因此，他善于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宏观地把握生活的规律，他也善于去发现、捕捉事物的微妙变化，他在生活的海洋里徜徉、寻觅、发现、思考，是那样真诚和执着，所以他的主观抒情，既是自我的、独特的、众示同的心声，又带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这就是姚振函，这就是姚振函诗作的主要特色。

下面，不妨对他几十年来的创作，作一个粗略的分析。姚振函的创作大致可划分三个阶段。从一九七九年到-九八-年为第一阶段。在这几年中，他主要是写政治抒情诗。那时，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刚刚从动乱和灾难中挣脱出来，正处于一个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历史转折时期。这样，对现实重大问题的思考和对历史的反思就成了他的政治抒情诗的主要内容。在《献给第一个植树节》、《祖国期待着》等诗中，对于祖国的新生感到由衷地喜悦，然而他深深懂得，为了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需要的是勇气、力量以及为实现理想的拼搏精神和献身精神，而不应当抚摸着昔日的创伤，自悲自叹。于是他接连写了《纵然我们不再年轻》、《回答生活》、《未完成的雕像》、《读郎平日记》、《种子》等。其中，他的获奖之作《 希望》写得最为深切动人。对于历史的反思之作，则以《清明，献上我的祭诗》、《深暗的晶体》为代表。与当时的同类作品相比较，其深刻之处在于他的着眼点不是停留在对四人帮单纯的揭露和控诉之上，他之所以要温习这“带血的记忆”，目的是总结历史的教训，防止悲剧的再次重演。“是的，死亡是痛苦的，/但却是最好的老师；/鲜血是可怕的，/但能写出两个永不褪色的字，警惕!”那么，如何避免和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呢在散文诗《深暗的晶体》的最后一节他这样写道：“我梦见，我蘸着悲愤和沉思，撰写烈士的墓志铭。才思敏捷，挥笔即成。/烈士从笑容里透出宽慰，我向烈士高声朗读。/奇怪!——待我定睛看时，笔下却是一部新的法典的序言。”在这里，构思的奇妙且不去说，而诗人能于一九七九年认识到加强和健全法制的重要性，无疑是很深刻的。

第二阶段，是从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五年。擅长写政治抒情诗的姚振函，自一九八二年之后，他的目光一下子对准了农村，确切地说，对准了平原。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我们知道，姚振函的家乡位于 冀南平原，他是喝故乡那又苦又涩的井水长大的。那里有他的父老乡亲，那里有他儿时的记忆，那里有他熟悉的一切。只是，忧伤多于欢乐。而一九八一年以后，当他看到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给他的家乡带来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之后，对于他这位用全身心拥抱生活的诗人来说，被瞬息万变的农村所吸引，就是必然的了。他以诗人的眼光捕捉着、审视着平原上的种种变化，无边的青纱帐、弯曲的乡村小路、袅袅的炊烟、夏夜瓜棚、机井旁、电磨房、打麦场无不进入他的视野，触发他的诗情。但是，他所关注的，并非乡村外在的所谓“诗情画意”，而是人的变化，即农民心灵深处的变化。他从井台上晾晒的花头巾，赶车人在鞭杆上精心地拴挂一绺红缨，看到了农民在不愁温饱之后，对于美的向往和追求，他从丰收场上和农民对来年的筹划中看到了进取心和责任感，他从依然使用着旧式农具的青年农民身上，发现了一代新式农民的精神素质，他们渴求文化知识，不保守，他们眼光远大，能看到比责任田更广阔的土地。这里，应特别提到曾获得首届振兴奖的组诗《我和土地》。在这首诗中，姚振函第一个也相当深刻地揭示出，能否正确处理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的头等重要的问题。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实质上就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的“大锅饭”，使得农民与生地之间彼此“互相遗忘”、“互相欺瞒”，而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恢复了彼此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占有，既要索取也要赐予的正常关系，因此，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和责任感，他们决心把土地未发现的价值，“全数地/光灿灿地/公诸于世”，这正是我国农村能够迅速改变面貌的原因所在。

一九八六年至今，姚振函有些沉默了。不仅作品数量少，也缺乏引人注目的力作。好心的朋友担心他会落伍，待我们读了他的组诗《大寨，不相信神话》（《诗刊》1987年2月号）和组诗《平原态势》（《河北文学》1987年3月号）之后，才知道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了。这两组诗都写于一九八六年，他标志着姚振函的创作作将跨入一个新的阶段。在第一阶段，他的诗多是直抒胸臆，以思想的敏锐和深刻见长；第二阶段的诗，生活实感明显地加强了，也含蓄多了，不过仍停留在对具象的再现和描绘上，而这两组诗表明，他在写实和再现的基础上，表现性的因素分明是加强了；在对具象的描绘中，有了明显的象征色彩。拿《大寨：不相信神话》中的《虎头山海拔八百米》来说，表面看仍是写实，;因为虎头山和它的高度都是很具体的存在物，但从全诗的构思来看，虎头山连同它的高度，又象征着对大寨人的一种障碍，而大寨人只有越过这个高度，方能继续前进。在《平原态势》的四首诗中，整体象征的意味就更为明显。在以往的诗中姚振函曾不止一次地描绘过乡村和小路，那都是很具体的形象和画面，是诗人情感的载体。而出现《村庄的背后》、《那条路，那条路》中的村庄和小路，已带有很大的虚拟性，它们具体是什么样子已无关宏旨，它们只不过作为一种象征物存在于诗中。小路象征着农民选准了方向后的执着坚定；村庄以及掩藏于其后的东西，则是农民渴望探知未知世界的跃动不居的心灵的象征。因此，这种象征着农民在选准了方向后的执着坚定；村庄以及掩藏于其后的东西，则是农民渴望探知未来世界的跃居的心灵象征。因此这种具象的含意带有哲理性，具有更带普遍性的概括力，从而实现了对具象的超越。也正因如此，这种具象已不是单纯的再现，而带有表现的性质了。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姚振函正处于从写实走向象征的过渡阶段。然而，姚振函并没有否认生活之于创作的重要性，他的表现性因素和象征性因素的出现，是对生活感受的提纯和升华。

愿姚振函沿着他已选准的"那条路"走下去，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