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义帝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秋七月，陈胜、吴广于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起事反秦，夺取陈县后，遂立国号“张楚”，陈胜自称楚王。天下英雄响应，九月，楚人刘邦沛县(今江苏沛县)起兵，自立沛公。同月，楚国名将项燕之后项梁、项羽叔侄起兵于会稽(今苏州)，项梁自号武信君。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腊月，陈胜被秦将章邯击败，下落不明。同年夏六月，项梁获悉陈胜确已遇害的消息，遂召集刘邦等各路将领至薛县商议反秦大计。谋士范增献策说：“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 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u2018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u2019。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不复立楚之后也”。项梁采纳范增的建议，访楚王后裔怀王之孙熊心立为楚怀王，定都于盱台(今江苏盱眙)。熊心与其祖父谥号相同，以期承袭其威望，争取楚人民心。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秋九月，秦将章邯于定陶(今山东定陶县)击败楚军，项梁兵败丧命。此时，刘邦、项羽仍在攻打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而陈胜旧部吕臣驻守“张楚”旧都陈县(今河南淮阳)，均位于定陶西南边，倘若秦军乘势南下，盱台危矣。刘邦，项羽为稳定军心，保卫怀王，抵御秦军，急移师东归，并请怀王北上迁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吕臣也觉形势严峻，弃守陈县，投奔怀王，驻军彭城东，与驻彭城西项羽，驻砀郡(今安徽阳砀山)刘邦彼此形成犄角，互为声援。而秦将章邯“已破项梁，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北击赵”。楚正面军事压力暂时消退，怀王开始着手整顿楚国政局，并亲理楚国军政事务，积极策划伐秦灭秦总的战略布置。

　　闰九月，“怀王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即将项羽、吕臣二支军队合并一处由自己直接统帅，怀王开始掌统南方各路反秦义军。怀王破格提拔宋义为卿子冠军，确立自己亲信掌握兵权，率项羽、范增、英布等将北上救赵。同时发表了著名政治宣言，与诸将约定“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并同意刘邦收集项梁、陈胜余部西行攻秦。但项羽不愿北上救赵，更愿与刘邦西行入关。怀王认为“项羽为人慓悍，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没有答应项羽要求，而只遣沛公西行攻秦。

　　汉王元年(公元前206年)初(冬十月)，沛公刘邦“入破咸阳，平秦”。二个月后(冬十二月)，项羽于巨鹿大破秦军主力后拥兵四十万继刘邦入关，“诛秦王子婴，屠杀咸阳”。

　　秦亡，项羽因晚于刘邦入关，故使人还报怀王要求改变先前“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约定，怀王不允。项羽原本就对怀王不肯遣他与沛公俱西入关有所怨恨，此时更为恼怒，怨曰：“怀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专主约”，又曰：“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春正月，项羽佯尊怀王为义帝，“实则不用其命”。春二月,项羽仿效旧制,大行分封王侯。并自立西楚霸王，将义帝都城彭城据为已有，借口“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迫义帝迁都于长沙郡郴县。义帝自然不肯移身迁都，仍居彭城。

　　义帝元年(公元前206年)夏四月，项羽欲还都彭城。怎肯义帝与其共居一城，故派遣将士迫义帝徙郴，义帝无奈只得出都就道，但左右群臣，依恋故乡，怨声载道，未肯速徙。项羽大怒，暗令义帝途经之地的三王(九江王英布、衡山王吴芮、临江王共敖)欲将义帝击杀于途中。冬十月，英布遣将追杀至郴县，将义帝弑于郴城穷泉傍。郴人怜之，将义帝葬于城邑西南边的后山。

　　汉二年(前205年)三月，汉王刘邦统大军东渡黄河直指洛阳，途经新城(今河南商丘)，遇三老董公获知义帝死讯，汉王十分悲痛，令三军发丧，缟素三日。发檄文布告全国：“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诸侯皆缟素。悉发关内兵，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天下诸侯响应，汉王得各路大军，共计五十六万人，杀奔彭城，讨伐项羽，揭开三年楚汉之争序幕。

　　公元前202年，刘邦灭项羽统一天下，建立汉王朝后，遣王陵、周勃、樊哙三侯至郴为义帝发丧。后人建祠庙以祀义帝，并将三侯所过永兴、桂东，咸立三侯祠以祀。

　　义帝熊心在群雄并起的秦汉之交时期，似乎只是一位伴随着大英雄刘邦、项羽的历史配角，常被人忽略，但只要仔细研究文献记载，我们不难发现，义帝熊心由于历史机遇被推向历史舞台，虽昙花一现，但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他有胆有识，是“天下贤主”，在各个历史时期内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

　　 [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夏六月至秋九月，]

　　项梁访熊心扶立为楚怀王，树立了一面反秦义军的旗帜，并为南方各路反秦楚军的“共主”，项梁自号武信君，独掌楚国大权，并任陈婴为上柱国，陪怀王都于远离前线的盱台。熊心在楚王的位置上，有效的团结了楚国各路反秦力量，并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是反秦势力壮大的重要原因，故苏轼评说：“项氏之兴也，以立楚怀王孙心”。

　　 [秦二世二年(前208年)闰九月—汉王元年(前206年)冬十月]

　　秦二世二年(前208年)秋九月项梁战死后，怀王乘势获取了楚军实际统治权，主持楚国军政事务，并为天下盟主、伐秦灭秦的统帅。这是怀王政治地位及作用的鼎峰时期。怀王熊心有胆有识、诚信守约，用政上力行道义，扶宽抑暴。故苏轼赞论：“吾尝论义帝，天下之贤主也。独遣沛公入关，不遣项羽。识卿子冠军(宋义)于稠人之中，而擢为上将。不贤而能如是乎”《论范增》。秦二世三年(前207年)，为伐秦主要战争时期，二支楚军捷报频传。随着项羽、刘邦势力壮大，“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怀王实际控制力日趋减少。但怀王作为统帅其伐秦灭秦的功劳是不容忽视的。

　　 [义帝元年(前206年)正月—义帝元年、汉王二年(前205年)冬十月]

　　怀王熊心不惧项羽仍坚持约定，拥兵自重的项羽由于对熊心新恨旧怨，便佯尊熊心为义帝。“义”即为“假”，义帝虽为中国历史上继始皇、二世之后的第三位皇帝，但只是各诸侯王之上的名义皇帝。此时，义帝除皇帝的名号仍具有较强道义影响力外，已无任何实际权力，仅为各诸侯争斗的利用工具。项羽深知自己与义帝已存芥蒂，不能也不肯挟义帝以令诸侯，但也惧怕义帝被他人利用，故迫义帝徙郴，使其居边陲之地，远离政治中心，以削弱其影响力，当义帝及随臣“稍倍叛之”，或者存在像苏轼分析的“非羽弑帝，则帝杀羽”的忧虑，项羽便采取下策，弑杀义帝于郴，丧失道义，失去了民心，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楚汉战争的结局。故司马迁于《史记·项羽本纪》中评道：“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历代持此观点者大有人在。宋李涂认为：项氏“立义帝以后，一日气魄一日；杀义帝以后，一日衰飒一日”《文章精义》。苏轼也曾评道：“项羽之兴也，以立楚怀王孙心，而诸侯叛之也，以弑义帝”。清李晚芳在《读史管见》中评述：“羽由微而盛， 由盛而亡，中以义帝为关”。清末民初史学家蔡东藩一针见血的评论：“自羽弑义帝，为天下所不容，而汉乃得起而乘之”。

　　由于《史记》、《汉书》未给义帝单独作纪传，关于义帝熊心的记载仅散见于其它纪传及表中，其言莫祥，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历史谜团，为了更好解读这段历史，特将其主要相关问题考释如下：

　　熊心的生辰未见记载，只有“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义帝无后”寥寥数语散见于《史记》。因此，后人一般根据牧羊者身份，将义帝引申为牧童，如清李晚芳《读史管见》称熊心为“一牧羊儿耳”。清末民初史学家蔡东藩、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等人也同样认定熊心为牧童。童，泛指未成年人。楚国亡于前223年，距访立熊心为怀王(前208年)有十五年。《史记》中也没有流落于民间之说，似乎可解读为楚亡后熊心生于民间，其年龄小于15岁方为童。牧童天子，焉然有后。上述说法似乎有理，但仔细考释，其可信度令人质疑。

　　熊心其父，史籍没有任何记载。但我们可以通过考证熊心其父年龄来间接印证熊心的年龄。怀王熊槐于前296年卒于秦，就算是遗腹子，楚亡时，其父年龄最小都应是72岁。只有下列各条件同时满足才能使熊心为孩童：心父楚亡时没有命丧于战火，且流落民间数年后，还具有生殖能力和经济能力才能生下熊心。这样的偶然结果，其可信度大吗？根据怀王熊心后来的政治表现，我认为熊心生于楚宫中，作为王族世家子弟，受了较为正式的教育，楚亡后流落民间牧羊，访立怀王后，其年龄应已成年。这种可能其可信度应大于前者。

　　“建正”是指古历法中决定将哪一个月作为一年的第一个月，(即为正月)。我国现行的农历始于夏朝，故称夏历，俗称阴历。众所周知，农历一月即为正月，是年岁首，正月初一为春节，但殊不知，古历法的正月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朝代变化而变的，这就是所谓的“建正”。《史记·历书》：“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因此，夏历的一月为正月，殷商正月为十二月，周朝正月为十一月。而秦始皇灭六国后，崇信“五行论”，认为周属“火”，秦为“水”，便“正以十月”，即将夏历冬十月为每年第一月。汉承秦制，汉初沿袭秦历，仍“正以十月”，直至汉武帝于太初元年(前104年)创“太初历”,方将夏历元月,为正月,使用至今已有二千余年。这是解读义帝这段历史必须注意的。

　　纪年，是帝王在位年代的记录，采取哪位帝王年号纪年是帝王是否具有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的标志。秦灭六国后，其纪年统一用帝号。秦亡后，按理应采用义帝的年号纪年。但实际盟主项羽部分沿袭西周分封制和秦郡县制而采用了郡国并行政治体制，各诸侯国纪年不用帝号，而以诸侯王之年纪事。查《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其纪年既有义帝的年号同时也有各诸侯王的年号，但义帝年号采用了“正以一月”的楚历。同时采用楚历还有西楚霸王项羽，而汉王采用的是秦历。后人追溯这段历史，一般采用汉王年号纪事。《资治通鉴》中则采用西楚霸王项羽、汉王刘邦并列年号纪年。项羽年号虽在前，但采用的是秦历，根据上述考释，我认为叙述义帝历史，可采取义帝年号纪年，但历法则应采用秦历，以免造成混乱。

       在《史记》中项羽弑义帝有多说。

　　第一说见《项羽本纪》：汉元年四月，项王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高祖本纪》也有近似的表述，只是地点为江南。

　　第二说见《黥布列传》：汉元年八月，布使将追杀之郴县。

　　第三说见《秦楚之际月表》：义帝元年十月(汉二年十月)，项羽灭义帝。

　　历史上影响最深的是英布追杀于郴之说，可能缘于《汉书》只沿袭此说。班固撰写《汉书》时整理《史记》有关材料使之有序，已成公论。但“义帝之死”一事删汰临江王和衡山王，只肯定“汉二年十月，英布追杀于郴”之说，并未叙述其理由。故司马光未敢苟同，《资治通鉴》载“汉二年，冬十月，项王密使九江、衡山、临江王击义帝，杀之江中”。

　　虽然，义帝之死的史实令后人疑窦丛生，但义帝葬于郴县已成定论。最早见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郴，旧县也，桂阳郡治也，项羽迁义帝所筑也。县南有义帝冢，内有石虎，因呼为白虎郡。”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也记及“今郴州有义帝冢及祠”。但目前来看，郴州义帝陵极有可能为衣冠冢，倘若没有新的考古佐证，义帝之死的史实仍然是个谜。

　　自汉以来，虽经兵燹(xian3)荒年，王朝更迭，义帝陵一直被保存下来，并有过多次修葺。现陵内存有“义帝新碑”一块，高2.65米，宽1.18米，厚0.21米。北面刻于北宋嘉祐四年(1059年)，碑额书“义帝新碑”四字，南面刻有元至正五年(1345年)的《重修义帝庙记》。陵右旧有义帝祠，元至正年间移建陵前，清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重修，祠内绘有义帝像。民国7年(1918年)，陵曾被驻郴湘军总司令谭延闿盗掘，得陶杯十余个 ，随复原状，并加修葺，重树华表石柱二，上书：“楼头有伴应归鹤；原上无人更牧羊”。

　　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先后于1956年、1959年两次公布义帝陵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57年，镇人委拔专款重修，砌以砖围，保持原冢高度。1963年12月，竖立保护标志碑。文革期间，地区煤炭局在陵园内新建办公、宿舍用房，将陵冢铲平、义帝新碑保护亭拆毁，在陵地上新建平房。1981年，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作出修复义帝陵的决定。1983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再次资助予以公布。1988年，地区煤炭局拆除保护范围内的建筑物，当年，原县级郴州市拔专款10万元修复义帝陵，沿汉制复堆半圆形陵冢，高5.2米，底直径8.5米，封土堆底座有0.6米高的麻石围箍。陵四周甬道宽1米，麻石享堂坪长10米，宽2米。陵前立2.35米高、1.18米宽汉白玉碑，上有隶书“义帝之墓”四字。紧靠碑前安放有一块1.7米长，0.5米高、0.6米宽的汉白玉供桌。四周用麻石砌护坡、台阶，台阶共9级，阶下复原竖立一对6.4米高、20吨重的大理石华表,其底座为1.2×1.2米正方形。神道长16.7米、宽3米。陵前20米处两侧，新建汉白玉双层六边形护碑亭2座，高7.8米，基宽每边2.6米，存放义帝新碑原刻和复制的新碑。工程于1989年完工。

　　义帝陵现占地3539平方米，其东西两侧分别是郴州市最繁华的街道——文化路和国庆路。义帝陵现状是由湖南省文物事业管理局主持的《义帝陵抢修工程》按照历史形成布局的，以墓冢和神道为南北轴线，两边依次对称布置华表、护碑亭。现状用地以围墙划分界限范围，东西入口分别位于文化路、和平路上。根据多方面因素的考虑并结合文物保护范围要求，把现状地块以围墙和规划红线划分界限范围，围墙内为文物保护区，规划红线范围内、围墙外为环境协调区。义帝陵以南，文化路以西，国庆路以东和步行街以北的地块，在重新规划时考虑一条视线通廊，以使义帝陵的南北轴线得到延续至南塔，其中建筑风格也需与义帝陵的风貌协调。这样义帝陵的整体规模将达到历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南北向的轴线也将显现，将重现历史情景中的义帝陵与南塔对照的古城风貌。2005年，郴州市二届人大六次会议通过《关于尽快建设好义帝陵并对外开放的议案》，一期工程从2005年12月1日动工，于2006年9月17日正式对外开放。

　　义帝陵原来未对外开放，但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近年来接待了来自日本、香港、澳门及内地的游客数百批次，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日本友好汉诗协会理事长棚桥篁峰先生还曾赋诗一首以表心迹。郴州市民也对义帝仰慕有加，常有人烧香谟拜、祈福祷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