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田勇

1999年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90年在山东大学数学系获理学学士学位。

1999年博士毕业后，分配至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系任教；

1990年至1993年在中国人民银行烟台市分行工作。

现任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

2018年1月17日，政协北京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三十九次会议，郭田勇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

《货币银行学》（本科生）、《金融学》（研究生）、《金融市场学》（本科生）、《国际金融》（本科生）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郭田勇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精算研究院研究员

民建北京市经济委员会委员

《上海证券报》专家顾问团成员

《第一财经日报》、《新京报》特约评论人

新浪财经、《 21世纪经济报道》专栏作家

“中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内涵研究”，《金融研究》2001年第7期

“资产价格、通货膨胀与中国货币政策体系的完善”，《金融研究》 2006年第10期（本文被人大复印资料《金融与保险》2007年第2期全文转载）郭田勇“中小企业融资的国际比较与借鉴”，《国际金融研究》2003年第11期

“ 中国票据市场问题研究”，《投资研究》 2004年第12期

“ 中国金融改革历程： 1978~ 2007” ，《改革》 2007年第3期

“试论农村信用社产权改革”，《光明日报》理论版2003.9.16

“我国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干预效力分析”，《国际金融研究》， 2006年7月

“私募基金的规范与发展”，《光明日报》 2001年8月14日 理论版

“反洗钱：金融业重任在肩”，《光明日报（理论版）》， 2004.11.17

“关于我国 <证券法>修改的若干思考”，《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本文被人大复印资料《投资与证券》2005年第10期全文转载）

“构建完善的金融体系，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推动我国高新产业发展的 “孵化器+风险投资”模式研究”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11期

“中国债券市场若干问题的思考”，《货币金融评论》2004年第5期

“论我国当前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选择”，中国金融学会2001年学术年会入选论文

“发展金融市场何必喜新厌旧”，《经济》， 2006年第3期（本文被人大复印资料《投资与证券》2006年第6期全文转载）

“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实现模式探讨”，《中国经济时报》， 2005.8.29（本文被《金融信息参考》2005年第10期全文转载）

“短期融资券融资主体期待多元化”，《中国证券报》， 2006.4.14（本文被《中国城乡金融报》 2006年4月24日 全文转载）

“加息的政策效应与货币政策体系完善”，《第一财经日报》， 2006.5.10（本文被《金融博览》2006年第6期全文转载）

“关系型借贷与中小企业融资的实证分析”，《金融论坛》， 2006年第4期

“直面券商危机”，《农村金融研究》， 2005年第11期

“中国债券市场之未来”，《农村金融研究》， 2004年第3期

“后过渡期的中国金融业改革路径选择”，《第一财经日报》， 2005.12.23

“农行改革 --谋定而后动”，《第一财经日报》，2006.1.12（本文被《农民日报》 2006年2月5日 转载）

“银行业如何化解流动性困境”，《第一财经日报》， 2006.2.8

“以金融为杠杆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人民政协报》， 2006.2.10“农行改革按省分拆最优”，《第一财经日报》， 2006.3.22

“金融衍生品交易所不应是回避矛盾的产物”，《第一财经日报》， 2006.6.27

“转型经济下的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调查报告”，《金融时报》， 2005.7.11

“农行改革 :经营管理重心下移是关键”，《21世纪经济报道》，2006.5.29

“提高名义汇率不如提高实际工资”，《第一财经日报》， 2006.7.27（本文被《生活新报》 2006年7月29日 转载）

“全面开放的银行业竞争法则”，《今日中国论坛》， 2007年第3期

“美国存款保险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金融电子化》， 2006年第9期

“我国商业银行如何拓展私人银行业务”，《西部论丛》， 2007年第1期

“银行如何成为境外理财业务的合格代理人”，《西部论丛》， 2006年第9期

“银行业开放不是盲目放开”，《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6-11-29

“要求外资银行本地注册体现了国民待遇原则”，《南方日报》， 2006-11-13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思维与前瞻”，《中国评论》， 2006年第8期

“金融体系与金融风险问题初探”，《亚太金融中心论坛论文集》，2000年11月

“网络银行 风光无限”，《中外企业家》2000年11期

“我国当前资产证券化业务的问题分析”，《内蒙古金融》2001年第8期

“网上银行业务的发展与规范”，《中国财经报》 2001年8月9日

“农村信用社改革总体框架设计”，《中国经济时报》2003.5.13

“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势与宏观金融调控”，《农村金融研究》1998年第11期

“宏观调控应树立中长期观念”，《农村金融研究》1999年第1期

“论我国宏观金融政策的取向”，《北京金融》1999年第1期

“积极发展货币市场，提高货币政策运作效率”，《上海证券报》 1999年5月21日

“经济金融全球化形势下的货币政策国际协调与合作”，《河北农村金融》2000年第1期

“内控——中国银行业的软肋”，《银行家》2002年6期

“外币同业拆借影响大”，《中国证券报》 2002年6月24日

《中国货币政策体系的选择》，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6年4月出版

《开放经济下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博弈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年1月出版

《农村合作银行信贷风险管理》，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4年11月出版

《新编中央银行理论与实务》，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5年8月出版

《中国银行业的综合经营与监管》，中国商业出版社 2002年6月出版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二十年》，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年12月

《金融监管教程》，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4年12月出版

《货币银行学》，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5年1月出版

此次“房贷七折风波”表明，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领域和房地产领域一样，需要仔细理顺相关的政策措施。尤其是在当前整个宏观经济陷入低潮，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的情况下，有必要对此前经济过热时出台的政策作相应的调整。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安排来给予金融机构更多的创新空间，充分利用市场力量来规范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郭田勇随着工行存量房贷政策实施细则的发布，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房贷七折风波”算是基本告一段落。自2008年10月央行出台房地产贷款新政以来，商业银行特别是几家大银行就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上，这项一度被视之房地产市场的利好政策，却被几家银行演绎得既不得民心，又“开罪”房地产商，落了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应当说，央行的这项房贷新政一出台，就令商业银行陷入颇为尴尬的局面之中，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囚徒困境”。由于央行规定的利率七折只是下限政策而非强制，从商业利益考虑，各家商业银行不愿打折本也无可厚非。一方面，此前央行的多次降息，已使银行综合利差不断缩小，利息收入来源逐渐减少。

近两年，随着监管部门放松对于银行系QDII产品的限制，其投资范围扩展到香港、新加坡、英国、日本及美国等地。一时间此类产品受到市场热捧，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商业银行都给予了很高的期望。然而，今年以来，受到国际金融形势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加之产品设计等方面的诸多问题，QDII产品的表现一路下滑，不仅如此，“收益门”、“清盘门”事件也更使得此类产品的光环消失殆尽。在这样的背景下，让我们以客观的态度，回顾今年以来银行系QDII各方面的表现，并分析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从发行数量来看，除了一月份发行数量较高达到70款之外，其他各月都处于较低的水平，特别是近三个月来，发行的产品数量极少，10月份更是没有新产品推出，从变化趋势来看呈现逐渐递减的趋势。QDII产品遇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随着次贷危机影响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扩散，全球资本市场持续震荡。面对低迷的海外市场和难以判断的未来走势，各商业银行对此类理财产品保持谨慎态势，放缓了QDII产品的发行速度。

2008年10月22日，央行发出通知，宣布各银行可以对购房人进行综合评估之后，把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下限扩大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7倍；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20%，这一房贷新政，被市场解读为促进楼市销售的重大利好，A股市场上的房地产板块也随即上涨，现在3个多月时间过去了，房贷松绑是否推动了楼市回暖呢？

面对央行的这一政策，和民生、招商等中小商业银行相比，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似乎没有那么积极，而对大多数购房者来说，显然他们更愿意选择那些能提供七折利率的银行，这也让我们产生了一个疑问，前几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一直在房地产市场高调出手，抢占市场份额，为何现在却在房贷新政前反而显得有些缩手缩脚，任由中小银行抢占地盘呢？

2009年2月2日，工商银行又曝出房贷七折优惠延期执行的消息，这又给房贷七折增添了迷离的色彩，那么，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为何对房贷七折并不积极呢？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利息对银行的利润带来的贡献是比较大的，这样一下打七折以后，银行就是要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让利。”

民间金融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存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进入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后，民间金融不存在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和体制控件，因此其规模微不足道。改革开放后，销声匿迹了数十年的民间金融，又在回暖的经济浪潮中逐渐复苏。它首先从广大农村地区起步，尤其是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有数据显示，从1986年开始，农村民间借贷规模超过正规信贷规模，以每年19%的速度稳步增长。而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企业之间，特别是民营企业之间的直接临时资金拆借或高于银行固定利率性质的民间借贷数量更是巨大。尽管如此，十几年来, 民间金融一直游走于国家法律、法规框架之外, 在“灰色地带”艰难生存。

虽然有着“名不正言不顺”的先天缺憾，民间金融作为银行等金融。

为实现保增长的目标、防范经济出现快速下滑，一系列经济的措施接连出台，信贷扩张就成为了这些措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有观点对此提出担忧：如若信贷扩张成为经济的手段，会否导致不良贷款的大幅上升，从而将整个银行业置于巨大风险之中，并大大影响银行业改革所取得的成果。

应当说，这一担忧是不无道理的。银行业未来一段时间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有可能面临较大的压力。这是因为受国内外综合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面临了自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最困难的局面。在内需不振，出口短期内难改疲软的情况下，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中只剩下投资成为的最直接最有力的手段。投资是需要资金的，而资金的来源无非是财政、银行信贷、民间资本这三大部分。然而，由于短期内缺乏可预见的盈利前景，民间资本“现金为王、持币过冬”气氛浓厚，希望其大量投资恐怕是一厢情愿。再来看财政支出这部分。首先是地方政府，虽然在“四万亿”推出之后，地方政府纷纷表态积极配合，甚至做出了高达十几。

“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要促进农村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不断增加农民收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推进农村的城镇化进程等等,都离不开资金的投入和金融的支持。因此，农村金融改革可谓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

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着经济市场化的进程，我国农村金融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经济、金融的发展。1979年2月，中国农业银行正式恢复，农业银行成为主管农村金融的专业银行。1984年8月，国务院提出要把农信社真正办成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恢复“三性”，即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这一时期还相继成立了国家农业投资公司、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等多种农村金融机构，农村金融体系初步重建并已呈现多元化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