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英豪

　　麦英豪，广东著名考古学家。现广州博物馆名誉馆长。祖籍广东省番禺区石碁镇官涌村人，现寓居广州。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广州博物馆名誉馆长。从50年代初起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先后参加了广州地区南越国文王墓等700多座墓葬，以及南越国宫宛曲流石渠遗址、南越国宫殿区遗址等多处遗址的发掘和考古工作，主持广东省第四批共119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推荐全国第五批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审议工作，推动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东莞海战博物馆、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的建设，发表文物考古论著10多部和论文50多篇。多次获国家、省、市各种奖励和荣誉称号。1929年7月生，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广州博物馆名誉馆长。从50年代初起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先后参加了广州地区南越国文王墓等700多座墓葬，以及南越国宫宛曲流石渠遗址、南越国宫殿区遗址等多处遗址的发掘和考古工作，主持广东省第四批共119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推荐全国第五批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审议工作，推动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东莞海战博物馆、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的建设，主编出版《广州汉墓》、《广州西村窑》、《西汉南越王墓》、《穗港汉墓》、《汉代番禺——广州秦汉考古举要》等大型图录、文物考古论著10多部和论文50多篇。多次获国家、省、市各种奖励和荣誉称号，2003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麦英豪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其父亲是个中医。他4岁时家父因病去世，跟随母亲及姐姐靠替人做竹器工作维持全家生活。7岁开始进入乡立的涌村小学读书，12岁时因母亲去世，只能边读书边干农活。16岁由亲戚介绍到广州北丰园茶楼当学徒。17岁那年，以较好的面试成绩被招入广州南华补习学校当校务员及教员。他对地理、历史、国文如饥似渴，短期内知识水平迅速提高。20岁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广州大学教育系，在学习两年后，由于经济、生活极度困难，被迫终止学业。1952年9月，他被招入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开始了他的文物考古调查、发掘、研究工作。1953年7月，他到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文化部、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全国第二届考古工作人员培训班学习，接受名人郭沫若、郑振铎、梁里成等国内外著名的历史、文物、考古专家及学习的面授、指教，为日后的田野、考古研究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75年受国家文物局委派到美国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任随展组组长。自从中美《上海公报》后，这是首次开展的大型中美文化交流活动。1980年第二次赴美主持《伟大的中国青铜器时代》展览工作，二次应邀在南加州大学进行“新中国的考古现状”和“南越王墓的发现与研究”专题演讲，起到了传播中国历史文化、国家文物工作方针政策的桥梁作用。

       1995年2月27日，广东省著名考古专家麦英豪老先生率先文物工作者一行16人，到位于电白县的电城镇山兜管理区的冼夫人墓城进行考察。

　　专家们在冼夫人墓城现场细致地踏勘了方圆2.13万平方米的墓区、近600米长的墓城墙遗迹，搜集、研究分析了散布于墓城区内的各种古代瓦砾和陶片，丈量了原墓碑赑屃的尺寸，考究了赑屃的石质和所刻的龟甲文；又到娘娘庙内研读了原来作小学时被掩盖了、现在才清理出来的、镶嵌于墙上的6块碑记；并指导县、市博物工作者用现代测绘仪器勘测了墓城的规模；然后到电白县博物馆考究了前几年在该墓城区采集到的倒莲花石础、瓦当、狮足、陶片等文物和在霞洞冼夫人后代墓葬出土的墓志铭、铜镜、金钗等文物。

　　麦英豪在教授一行此次考察山兜冼夫人墓活动虽然时间不长，但取得的考古科研成果却是显著的，对推动冼夫人研究活动的深入发展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1、麦老专程到电白考察山兜冼夫人墓的行为和麦老权威性的讲话再次为山兜冼夫人墓的真实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麦老在考察结束时曾深情地说，我们是怀着对冼夫人十分崇敬的心情到电白来考察的，这次见到有关冼夫人的这么多文物，得到了不少收获，觉得很高兴。他还强调说，这此文物很珍贵，尤其那赑屃，因为它是隋物，是与墓葬同年代的东西；其余唐、宋、明、清的都有，这说明历代都曾有过维修或重修。赑屃的尺寸比韩愈墓的还要大，榫眼之在，说明原墓碑相当大。此墓城之大，赑屃之巨，及地面宏大的建筑迹象，说明墓主人的身份极高。在岭南，除西汉南越王赵佗之外，唯有冼夫人这么高的封号方能与之相配。把墓城、文物和史志、地方志的记载联系起来，可证此墓是冼夫人墓。麦老此番实事求是的科学论证为山兜冼夫人墓的真实性提供了无可置辩的证据。

　　2、在麦老考察期间，茂名市、电白县的博物人员联合重新测量了墓地的规模。经实测计算，证实了清光《高州府志》关于山兜冼夫人墓城规模的记载是准确的。该志在“古迹”中载：“隋谯国夫人冼氏墓在城北十五里山兜娘娘庙后，土名鬼仔城，茔墓横直俱四十四丈五尺，碑佚，鉴石赑屃犹存，离坟一十八丈。”以44。5丈计，墓城区面积应为198025平方尺，折合22002.78平方米。今经市、县文博人员实测为123×173（米），面积应为21279平方米，与《高州府志》所记载的仅相差723.78平方米。经查历代《电白县志》都没有“四十四丈五尺”的数字，可见《高州府志》所记载的这个极其宝贵的资料应是府志编纂人员实地勘测所获得的一第一手资料。如果山兜谯国夫人墓不为当时的高州知府等官员和参与个修志的茂名县秀才们所认许，他们在修志时会这样兴师动众地亲临百十里外的山兜墓地来测量，并郑重其事地记入府志吗？

　　3、在此次考察中，市博物馆馆长梁农羲整理了山兜娘娘庙内镶嵌于墙上的、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四通碑文。这些碑文记述了几件与冼夫人有关的重要历史实：

　　①山兜娘娘庙的建置时间问题。高州某些人为了否定山兜娘娘庙是冼夫人故里庙，曾数次胡说什么山兜娘娘庙不是冼夫人故里庙，山兜娘娘庙为清道光黄姓、蔡姓人氏所建。然而这些碑文却告诉人们，清康熙、道光年间，黄姓、蔡姓人氏修缮娘娘庙时，于“墓前已有古庙两座”，而梁馆长考证现存的娘娘庙时也证实了“庙的墙体从墙基至1米高处，为砖石结构，隋唐青砖砌体清晰可辩。外墙约1米处以上为明清青砖所砌。”可见，山兜娘娘庙的始修年代应为隋朝，与墓城应为同时所建，后经唐、宋、明、清多次重修。旧庙幸存着根基是不可置疑的。

　　②这些碑文除了歌颂冼夫人“忠勇俱备，才节兼全，勋业著十州，血食绵千祀，实为古今来巾帼中所未有”的伟大历史功绩，还特别强调指出冼夫人“其钟灵则在神电，卜葬则在山兜”、“我冼太夫人坟墓，安厝山兜，历年虽久而赑屃犹存，并非荒诞无稽者”的历史事实，再次印证了《高州府志》、《电白县志》等地方志书上所记载的“谯国夫人故里在山兜丁村”、“谯国夫人冼氏墓在山兜娘娘庙后”是准确无误的。

　　③为仪克中的冼墓题诗正了名。在梁馆长整理的四通碑文中有一通为诗碑，刻诗作8首，题材均为“访冼太夫人墓门吊古”。该诗碑的第一首诗便是仪克中所作，诗前有序，序曰：“秋日与郡芝房过山兜访冼氏墓，时奉宪采访金石。”接着便是仪克中的诗，诗曰：

　　“会须割据可乘时，娘子军声百代知。却见两方传马鬣，遥思十郡拜娥媚。年深赑屃瘗秋草，夜静笙箫讶古词。共说尧天有潜德，阐幽人此赖丰碑。山西平阳　　仪克中　　墨农”

　　仪克中诗后有两首和诗，都是陪同仪克中到山兜“采访金石”的电白县秀才邵咏和邵济所作。邵咏的和诗为；

　　“石龙艳说策勋时，遗烈空山猿鸟知。黄土千年犹鼓角，红颜五代胜须眉。草封城垒余残石，烟锁林峦见古祠。才子多情真不忝，秋风徒倚觅荒碑。”

　　此诗的“黄土千年犹鼓角”句有一注释，云“土人云：u2018己卯秋，特明府正斋张鹾使苞塘树坟碑后，隐隐闻乐音者一月u2019。”清嘉庆己卯是嘉庆二十四年（1819）。“己卯秋”，正是知县特克星阿、电茂场大使张炳重立冼夫人墓作此诗的见证人。邵芝房，名咏，字子言，芝房为其号，电白县树仔镇莘陂村人，清隆五十七年优贡，他人国子监读书时，授业于太史冯敏昌门下，后出任韶州训导。曾参加道光·《电白县志》纂修。咏博学多才，冯太史称他的诗、文为广东后来之秀。他的著作甚丰，其中《种芝山房文集》被收入《高凉耆旧文钞》、《高雷文献》、《岭南历代文钞》等文集；《广东文征》收入他的文章9篇，是高雷地区文人的著作选编入该书最多者。据碑文记载，仪克中是在道光三年（1822）秋“奉宪采访金石”时（仪克中任《广东通志》采访）而约旧友邵芝房（仪克中虽是山西平阳人，但他在番禺居住，又是道光十二年举人，因此早与邵有来往）一起“过山兜访冼墓”的。面对兜宫古墓，眼看着秋草掩盖下的赑屃，遥想着千多年前叱咤风云的巾帼英雄，诗人们怎能控制得住对冼夫人的崇敬之情报呢？“共说尧天有潜德，阐幽从此赖丰碑”便从肺腑中迸发了出来！这便是流传了100多年有的仪克中《访冼夫人墓门吊古诗》。又幸得山兜贡生黄曙光及时（于道光五年春）地把这些诗作刊刻于石上，又镶嵌在娘娘庙的墙中，这样才为历史留下了真凭实据。

　　④由于受到麦老对山兜冼夫人墓考察的启发，电白县一些冼夫人研究工作者，如陈德藻、林木茂、刘国光等也在近期前往位于电城镇西街的明朝所建的冼夫人庙遗址进行考察，终于也搜集到三块碑文。这三块碑文的年代分别为清顺治十七年（1660）、康熙五十四年（1715）和道光二十一年（1814）等。碑文除了用较大的篇幅歌颂冼夫人“知大义，禀朝廷”，使“岭南十余州不罹锋镝”的丰功伟绩及记述冼夫人庙的重修情况外，还着重记述了“冼夫人生于电”，“夫人与父若兄，夫若子，皆世世长其土者”，“电为夫人父母之邦，生长之地”等史实。对冼夫人的故里问题又增加了新的历史根据。

　　由此可见，麦老先生这次考察山兜的效应是非常巨大的，通过将出土文物与史料、地方志资料相结合，以互相印证的方法，再一次证明了冼夫人出生于山兜丁村，死后葬于山兜之原，是不可置疑的历史史实，冼夫人故里、墓葬的研究导正了航向。　

　 从陕西"周老虎"想到广州"麦船台"——评麦英豪的"广州秦汉考古三大发现"

　　以陕西"周老虎"做比较,指出广州"麦船台"同为假点.上世纪70年代麦英豪定性的"秦汉造船工场遗址",30多年来始终得不到造船工程界和船史学界的认同,地理和地质学界认为这里并不存在造船和下水的条件,建筑工程和建筑考古学界则以大量出土文物证实其为南越王宫苑遗址.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秦造船工场遗址"既无保护,又无展出,也没有专著出版,在全国的学术界出现一片质疑和遣责声.这是麦英豪以排他性的专家"鉴研会"排斥多学科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文中呼吁麦英豪应正视现实,修正失误,广州的文物部门领导也应当检讨不作为的过失.

　　1983年，在广州市解放北路象岗建筑工地发现岭南首见的西汉南越国时期古墓，发掘出土文物数百件，填补了南越国历史研究的空白。1997年，在秦造船遗址南侧进行考古的发掘，发现了南越国宫署宛曲流石渠遗址。他通过堪察确定此处为南越国时期的重要遗址。充分证明了两千多年前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被评选为1997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1991年获得国务院特殊政府津贴；1998年荣获“全国文物文博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2000年获得“郑振铎王冶秋文物保护奖个人奖”；2003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58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广州成为全国文化大省他仍夜以继日进行考古研究及遗址的论证工作，已完成了98万字的《广州文物志》、《广州文物保护工作五年》、《西汉南越王墓》等大量的论文和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