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希新

　　1911年8月8日 生于吉林省吉林市。
　　1931年 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1933年 转入北京大学地质系。
　　1937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考入南京实业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历任练习生、技佐、技士、技正。
　　1947年 在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工作。
　　1950年 任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矿产测勘总局燃料组副组长。
　　1952年 任地质部地质矿产司副总工程师（后任总工程师）。任《地质学报》编委会副主任。
　　1953年 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
　　1957年 任中国地质学会第30届理事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编辑委员会副主任。
　　1962年 任中国地质学会第31届理事会编辑委员。
　　1979年 任中国地质学会第32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兼《地质学报》编委。
　　1980年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81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2年 任地质部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4年 任中国地质学会第33届理事会名誉理事。
　　1988年 任地质矿产部科学技术高级咨询中心咨询委员。
　　1994年8月30日 在北京病逝。

　　岳希新于1911年9月29日生于吉林省吉林市。祖籍山东临朐。父亲岳升逃荒“闯关东”到吉林市定居，初为鞋匠，后来开了鞋店，置了房屋、土地。岳希新小学毕业后，入吉林市第一中学理科班，受到很好教育，成绩优异。1931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于1933年转入该校地质系。该系名师云集，有著名地质学家葛利普、李四光、丁文江、孙云铸、谢家荣等教授任教。他和同班同学卢衍豪、郭文魁、叶连俊、宋应、杨敬之、家骧等后来都成了地质界的名流（他和卢衍豪、郭文魁、叶连俊都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37年夏，岳希新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获理学士学位，考入南京实业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时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随该所先迁往长沙，后迁至重庆北碚。他在该所历任练习生、技佐、技士、技正。1947年，他到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岳希新在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矿产测勘总局工作，曾任燃料组副组长。1952年地质部成立，他任该部地质矿产司副总工程师，后任总工程师。1982年，他任地质部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1988年任地质矿产部科学技术高级咨询中心咨询委员。

　　岳希新早年加入中国地质学会。1952-1956年任《地质学报》编委会副主任。1957-1962年任学会第30届理事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分管《地质学报》）。1962-1979 年任学会第31届理事会编辑委员。1979-1984年任学会第32 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兼《地质学报》编委。1984年起任学会名誉理事。他还是国际沉积学会会员。

　　于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岳希新于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后任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当选为第3届全国人大代表，1978、1983、1988年分别当选为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20世纪30年代末，随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内迁到重庆北碚的岳希新，与该所所长黄汲清领导了四川中部威远、资中、自贡一带中生代地层及含油气构造的研究工作，一道工作的还有曾世英、曾鼎乾等。他们测制了5万分之一地质图10多幅，还测了很多剖面图。他本人发表了《四川威远背斜中部构造现象之研究》一文，论述威远的短轴背斜和穹窿构造，并指出这些构造为石油与天然气储藏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他又与黄汲清联名发表了《四川威远三叠系与侏罗系间之不整合》一文，指出印支运动在四川盆地的存在，具体体现在三叠系“雷口坡统”与侏罗系“自流井统”之间的角度不整合。在此研究的基础上，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在威远打了一口深井，这是中国内地第一口油气深钻井。直到如今，威远气田的气源仍长盛不衰。

　　20世纪40年代初期，岳希新与米泰恒应经济部采金局之邀，调查了四川大渡河上游大小金川流域靖化、懋功两县（即今之金川县及小金县）之砂金矿。他们的调查报告后来收入了经济部采金局印行的《金矿丛刊·川康专号》里。在该报告里，首先谈了该区地形及交通。然后论及地质矿产情形。该区地层主要为三叠纪西康系的变质砂板岩，同时亦有古生代之变质火山岩，印支期及燕山期的花岗岩侵入于西康系及古生代地层中，有大量石英脉，也有伟晶岩脉，金即来源于石英脉中，少数地方出产岩金，而最主要金矿还是开采砂金，砂金产于含金砾石层之中。

　　大小金川砂金矿之开采最早始于18世纪清朝乾隆年间。该地区含金砾石层实际上分布于大小金川河两岸不同高度之阶地，最高为“马厂砾石层”，中为“促浸关砾石层”，最低为“俄热砾石层”，当考察了各砾石台地之砂金矿之后，他们得出结论：要在面积最广的砾石台地（如靖化县之马厂坪、格尔丹斯等地）去选择砂金集聚较有利之地段，这对指导进一步普查勘探工作是有一定意义的。

　　1943年，岳希新与关士聪、米泰恒、马溶之、宋叔和等到新疆调查地质。写出了“西山铁矿初步调查简报”，记载了乌鲁木齐西山浅丘陵为侏罗纪砾岩、砂岩、页岩地层，它们与南边较高山的二叠纪地层为断层接触。在侏罗纪地层中有沉积形成的铁矿20多层、煤矿10多层，单层厚度都不太大。铁矿主要矿物成分为菱铁矿，呈层状，或呈断续的豆荚状、透镜状、结核状，前者品位往往较后者为低，其铁矿储量在75000吨以上。并指出应在矿层系向西南延伸的方向上去进一步勘探，以扩大远景。岳希新在新疆参加了塔里木盆地西部海相地层古生物、乌恰的油苗、乌恰灰岩中的浸染状铅锌矿、乌恰康苏煤田等的调查研究，并完成了一系列专题报告。其中较重要的是他与米泰恒合著的《新疆乌恰康苏煤田地质》，该文详细论述了乌恰康苏地区侏罗纪煤田的地层、构造、规模以及开发要点，这对于缺乏燃料的新疆地区意义重大。

　　1947-1949年，岳希新在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工作期间，又调查了历史悠久的山西大同煤田地质。其成果是扩大了这个古老煤田的外围远景，又发现了单层厚达20多米的煤层，还指出在煤层的夹层中有可做陶瓷原料的高岭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央采取了先重点发展东北区的建设、再以东北带动全国的正确方针。岳希新在50年代初也积极投入东北地质矿产的调查，他与王水调查了吉林通化七道沟铁矿，确定该矿为前寒武纪沉积变质型含锰富铁矿，并提交了正式报告，该矿经正式开发后，成为鞍山钢铁公司重要的富铁矿石原料基地之一。

　　1952年，地质部成立以后，岳希新带领年轻地质人员去江西找煤，在赣北萍（乡）乐（平）拗陷大面积成煤带工作。发现丰城县附近二叠纪煤田构造简单，含煤地层与煤层均相当发育、稳定，有利于产生大型煤田。他们及时电告中南地质局，很快调去钻机，钻出很多煤层，仅丰城煤田在500米深度以内即探明了近亿吨储量。后来往下勘探至1000米深，储量又翻了一番。这一煤田的开发，为解决江西省缺煤问题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淮北平原，本没有含煤地层露头，但岳希新根据淮南煤矿的勘探经验、淮北平原地质条件及成煤规律，预测该区可能存在隐伏大煤矿。生产部门因怕地下水多而不愿勘探。岳则认为淮北距南方缺能源的工业发达地区近，交通也方便，利于煤炭运输，因而坚持勘探，结果发现大煤田，后来成为安徽重要煤炭生产基地。由于岳希新及广大煤田地质工作者的实践，自然形成了华北地台平原区找煤的经验公式：“奥陶系灰岩＋大平原=隐伏煤田”（因为含煤的石炭二叠纪地层常常假整合于奥陶系灰岩之上）。

　　浙江也是极度缺煤的省份，该省领导曾坚持要在省辖境内找煤。在浙西、浙北做了许多工作，还修了铁路，结果收效甚微。岳希新经考察后认为，浙江地区地质构造复杂，成煤的地质条件差，花费太多投资“缘木求鱼”实在不上算，因此建议与富煤的安徽省协商，把靠近浙江省边界的广德煤田拨归浙江省开采，后来得到了安徽省同意，从而缓解了浙江省的煤炭急需。于是，广德煤田就出现了“地面属安徽、地下属浙江”的奇特局面。

　　岳希新在领导并参与全国煤田地质普查勘探实践的同时，也常做理论上的探讨和总结。他出席了1957年2月5-10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会上宣读了他与王治伟、韩树荣合著的《中朝陆台石炭二叠纪含煤沉积》一文。文内指出，中朝陆台上从中石炭世到早二叠世的数千万年间，都沉积形成了丰富的煤矿，沉积厚度向南增大，最厚可超过1000米。上石炭太原统海相、海陆交互相只限于南部，向北渐变为陆相。下二叠山西统及以后沉积均属于陆相。煤的沉积中心大致呈北东东—南西西方向的带状分布，并依时代而逐渐向南推移。沉积时的古地形是北高南低，属准平原型，局部有隆起或凹陷带。向西向南则逐渐过渡到陆台边缘凹陷或山前凹陷地带中。煤的变质程度以陆台中部为最高，边缘部分低。中部地带也显示出北东东—南西西的带状变质分布格局。与较晚期构造断裂带相关的岩浆岩侵入则产生了局部的高度变质现象。该文根据含煤岩系的沉积特点、煤的变质规律以及受后来造山运动影响产生的构造特征等，将中朝陆台划分了6个含煤区：（1）阴山山麓区；（2）山西盆地区；（3）鄂尔多斯区：（4）贺兰山—棹子山区；（5）河淮平原区；（6）河西走廊区。这些区的特点反映了陆台在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同的分化作用。

　　1961年，岳希新又发表了《谈谈南方煤田分布规律及找煤方向》一文，将南方煤田分为两大类型——地台型和煤盆地型。

　　他提出了4个找煤方向：

　　（1）在老煤田应向外推延，扩大远景；

　　（2）寻找厚煤带，特别在下石炭统及下二叠统；

　　（3）注意煤田地质构造，在不对称褶皱的平缓—翼上找大煤田；

　　（4）注意煤质牌号变化规律，即煤变质深浅的规律。

　　他特别强调要下大功夫寻找隐伏煤田，还告诫人们在含煤地层年代上不要只侧重传统的晚二叠世、侏罗纪，也要注意石炭纪、早二叠世、早第三纪、晚第三纪。他又指出，找煤时应在地区、质量、数量等方面尽量满足生产建设和日常生活需要。

　　20世纪60年代初，岳希新还指导王绍伟等青年地质人员编制了《1∶300万中国煤田预测图》，后来在1996年出版时，扩大成了1∶250万，对全国煤田普查做出了重大贡献，该图也获得了地质矿产部的科技进步奖。

　　在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地质部地矿司提出做煤的远景调查，其中一项是煤盆地研究，主要是进行沉积环境分析和聚煤规律研究。面对新的任务，岳希新广泛查阅世界各国文献，并亲自翻译了国外有关沉积环境和相关的重要论文10多篇，大力引进世界先进成果、新概念、新理论，供同仁们参考。

　　他结合国内的科学实践，又提出了几点新的认识：

　　（1）不同沉积环境下形成煤，其规模大小、厚度，甚至质量都有所不同；

　　（2）中国地台历经多次大的地壳运动，地台分化，由大变小，含煤盆地也逐渐变小，稳定地台往往有厚大的煤层分布，而活动地台虽然煤系地层沉积相当厚，煤层较多，但层很薄，经济价值不大；

　　（3）山前坳陷、盆地内部是有利于厚大煤层聚集的场所；

　　（4）古气候也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他对于前人多主张的边陷拗陷成煤的传统理论并不迷信，而热衷于建立适应我国煤田地质情况的新理论。

　　从20世纪50年代起，岳希新做了很多矿产普查勘探的领导与管理工作，主持并参与制定和修订了10多种重要的地质工作规范和一些固体矿产储量规范。他在总结各种成因类型矿床的普查勘探经验的基础上，对其中一些规范，如矿产普查规范，1∶5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规范和煤、金、锰等矿产储量规范，以及矿区水文地质勘探规范等，提出了重大修改意见或编写意见，使规范更加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的勘察效果。他和同事们既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又不生搬硬套，而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例如，前苏联专家机械地要求在高级储量地区多布设水文钻；岳希新等则指明，要因地制宜，按具体的水文地质条件决定水文钻的多少。

　　1959年是我国十周年国庆，各生产建设部门、教学科研单位等都对已取得的成绩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岳希新也发表了《十年来中国煤田地质普查勘探的成就》一文，文中指出，在“一五”期间，我国已探明煤炭的工业储量共544亿吨，充分保证了“一五”期间煤炭工业建设之需要，也为“二五”期间煤炭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煤田地质工作也初步解决了储量分布地区不平衡的问题，主要是在南方缺煤省、区找到若干优质的大煤田，对扭转“北煤南运”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文中还指出在普查勘探工作中采用了若干新技术、新方法。如用地球物理探矿方法（电法、地震法等）寻找隐伏煤田，利用电测井寻找钻探打丢的煤层，利用电法圈定老窿采空范围等。还有，利用煤岩方法配合化验和加工试验，进一步研究煤的可选性和炼焦性，利用孢子花粉、光谱分析、沉积旋回等方法对比煤层等。所有这些新技术、新方法，都大大提高了工作质量和效果。该文最后特别指明了未来工作的方向，特别要注意在交通方便而又有大片第四纪沉积掩盖的地区寻找隐伏煤田，使煤炭产地尽可能接近工业或消费地区，以保证国家建设的持续发展。

　　岳希新对于基层地质勘探部门成果的评审是实事求是、严格把关的。60年代初，全国储委聘请他评审“渭北煤田详勘储量报告”，他看出这份报告只勘探了深部主要煤层，丢弃了浅部的煤层。他对这种“矫枉对正”的工作成果提出不予批准的意见。差不多同时，四川攀枝花铁矿要开发、上马之前，在渡口市现场评审攀枝花铁矿的详勘报告，有人提出要补做工作。岳希新仔细审阅勘探报告之后，认为他们勘探工作已做得很好、很详细，完全能满足矿山建设的需要，不必再补做工作，无需再增加工作量。报告顺利通过，保证了攀枝花钢铁企业得以及时上马。

　　改革开放期间，岳希新为了进一步摸清我国煤炭资源的家底，以便为国家制定能源政策、为煤炭工业规划布局合理提供基础性科学依据，他身体力行，直到古稀、耄耋高龄还竭能尽智组织领导了云、贵、川三省煤炭资源远景和其他重点省区煤炭资源远景调查工作。他不仅组织领导新一轮全国煤炭资源远景预测，而且还进一步系统研究中国主要聚煤期的聚煤规律、煤质特征及变质规律，并论证中国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途径。

　　岳希新学术造诣深，工作经验丰富，工作勤奋，治学严谨，尊重科学，坚持原则，作风正派，廉洁奉公，宽以待人，严于律己，遵守纪律，具有坚强的党性。他于1994年8月30日在北京病逝，他光辉的学术成就和崇高的道德风范是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